国内商学院和管理学界，应该关注和研究中国两类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一类是富士康，以非知识劳动者为主体的企业；一类是华为，以知识劳动者为主体的企业。
据统计，富士康目前在中国大陆所吸纳的就业人数有一百万左右。富士康在深圳龙岗区与华为仅相隔一条马路。富士康能够用3~6个月时间的培训，把一个高中毕业的青年农民，造就成为在大工业的流水线上生产世界顶级电子产品的现代产业工人。与传统制造业相比，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组织能力。
一百多年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以西方人为主导的管理思想和实践，更多的是一种精英主导的管理模式。何谓精英主导的管理模式？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即“驴拉磨”。大概在20~30年前，农民要碾谷子，在石碾上套着驴，驴被蒙上眼罩，来回地绕着石碾转圈，驴能闻着谷子的香味，无时不被自己所创造的成果所诱惑。当谷子碾好以后，主人就给驴抓一把谷子，以犒劳它的辛苦。这幅图画和人类过往对非知识劳动者的管理模式比较相似。
但在互联网和全球化的交互影响下，这种针对非知识劳动者的管理模式面临着危机，人类几千年来所积淀的组织理论、组织文化和组织经验都遭到了互联网的全面冲击。互联网将会使组织变得越来越扁平化，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松散化和具有随机性。组织最重要的功能是妥协与协商，互联网将会对这两个非常重要的组织秉性带来瓦解性的冲击。协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业组织，都面临着同样的新挑战。
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大多数的企业，依然是“驴拉磨”的管理文化，员工不知道组织的愿景是什么、战略是什么，不知道这个企业大大小小的决策。然而，在一个五彩缤纷的网络世界里，你怎么可能再给他“蒙上眼睛”呢？在充分开放的信息空间里，你怎么可能禁止他的欲望与想象力的释放呢？显而易见，传统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在部分失效。
与非知识劳动者的管理模式相对比，我们在《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一书中认为，华为探索出了一整套关于知识劳动者的管理理论和经验，即把秀才改造为战士，把野马训练成战马，从而推动华为获得成功。我们姑且将华为的组织文化称为“战马文化”。
这是华为20多年既具有活力，又具有秩序性的极为重要的组织性格，也是华为的战斗力之所在。但是华为也面临着与此相关的文化陷阱，即华为有可能在成功后，将“战士”改造成“奴才”。企业在原始积累时期，上上下下充满了激情与“海盗精神”，但当它成功之后，常常会走向反面，就是“屁股对着客户，眼睛对着老板”，上上下下唯老板是从，组织内部充满了奴性气息。
坦白地说，五六年前我非常担心华为的文化会变形和扭曲，即战士的一面越来越少，奴才与独裁的一面越来越多。但华为总裁任正非这样一个个性专断又获得成功的企业家，最后没有走向独裁，这也是让我真正对其有种发自内心的敬重之情的原因。
华为的文化不但没有走向专制，相反，过去5~6年华为文化的一个重大转变，至少从表层和组织制度设计方面看，就是民主的氛围相对浓厚了。轮值CEO制度实行以后，任正非越来越成为一个闲人，你可以跟任正非谈话两小时，很少有电话打进来。
任正非多次讲，“假定”是人类最伟大的思维方式，但总是假定、假定、假定，给员工画饼，给战马指出一个未来，却不去上上下下地燃烧激情，领导者不能身先士卒，率领大家拧成一股劲努力奋斗，那就是忽悠大师。
因此，愿景一定要讲。领导者还应讲未来、讲战略，甚至每打一次仗，要告诉员工这个山头上有什么，冲上那个山头员工就能得到什么。相反，如果不给员工方向，只是蒙上其眼睛，把战马当驴来使唤的时候，那一定会是野马四处奔窜，队伍一定会溃散。
企业在从原始积累期向现代企业的转变过程中，自身组织文化也必须有一定的改变。我们称之为以建立流程和制度为目标的“基础性变革”，这个变革就是要把土匪改造成战士，把野马变成战马，给战马戴上笼头，有一个边界约定。既给战马一个辽阔的原野，但是是有边界的辽阔原野，既不像养鸟、驴拉磨，也不是散养，没有任何约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