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意料之外的打击，或许能让中国的信息安全评估保障体系获得成长的反思。
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报告称，总部设在中国深圳的华为和中兴通讯，有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建议美国禁止两家公司在美展开业务。此后1个多月时间里，相关各方展开激烈的论辩冲撞，至今尚未有最终结论。
随着此事的进一步发酵，一场关于中国信息安全的反思也悄然渐起。通过美国立法、政府部门与企业在此事中的种种作为，行业人士认为，中国信息安全亦处于威胁中，且需要从制度、监管等各个环节进行调整。
美国之鉴
“华为中兴在美国受到调查的事件教育了我们，要重新调查技术标准、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构和电信运营商在网络信息安全中的角色和作用，建立起安全的防护墙。”11月14日，电信专家陈金桥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在这一事件爆发后，多个领域的专家，一直对于中美两国公司在对方市场受到的不对等待遇表示不满。外界普遍认为，此次调查的主要推动力并不是美国政府，而更多是在大选年背景下，思科等公司与一些政客假国家信息安全之名，蓄谋打击竞争对手的手段。
但不论如何，在此过程中，美国从调查、立法到政府介入的各个环节，都已经形成一个通畅的体系，这值得中国借鉴。
“比如，美国对中兴与华为的调查，并不是政府进行的，而是众议院下属的情报委员会。”一位深度参与此次事件的设备厂商人士说，“这份报告本身没有任何的法律约束力，但如果报告通过议会，则可能迅速演变为立法，从而形成一个坚固壁垒。”
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对外资厂商的信息安全监管却并未在立法层面建立类似的机制。这就导致在面临信息安全威胁或国际摩擦时，政府干预会破坏规则或被人指责，不干预则无法形成有效的防范或对抗，从而陷入两难的困局。
就此，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建议，中国应考虑效法美国，在人大下设常态化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并对相关企业进行审查监督。
与此同时，基础网络建设层面相关法规的缺失，也导致中国网络安全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虽然早在2003年，中国就出台第一部信息安全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3]27号文)，但直到现在，信息安全依然缺少一个完整保障信息安全的法律体系。《财经国家周刊》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信息安全协调司经过2011年的专项调研，已于2012年上半年曾形成相关报告。报告表示，仅在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相关法规条文就已经众多，其中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有将近40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10条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司法解释、国务院发布的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法规约有30部、而各大部委颁布的相关部门条例、管理办法、规定，更是多达近200部，这还不包括各省级以下政府颁布的区域性政策和规定。
然而，这些文件大多是针对具体问题，在总体上，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法律法规，却仍然不成体系，对基础网络建设信息安全领域保护，更是缺少明确的、体系化的法律文本。
《财经国家周刊》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下称“工信部”)相关部门获得的资料表明，工信部2011年已经启动信息保护立法调研和研究工作，并约谈了包括百度、腾讯等诸多互联网公司。
监管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