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10多个部门都在从不同角度推进农村信息化，但从建设项目实际效果看，真正受到老百姓欢迎、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的平台并不多。对此，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信息通信经济与政策专家夏俊博士表示，农村信息化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政策项目，推进农村信息化要从政策顶层设计出发，着力解决供需脱节的突出问题。
供需脱节 成效打折
记者：关于农村信息化项目“重建设、轻使用”和“重数量、轻质量”现象，您此前在有关场合也指出过类似的问题，那么，您认为出现该种局面的根源何在？
夏俊：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当前的突出问题是“重供给、 轻需求”。出现“重供给、轻需求”局面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行政绩效考核机制方面的不足。当前行政考核体系的一个倾向是重定量考核指标、轻定性考核指标，这往往会导致重短期绩效而轻长期效果。在现有的行政构架下，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考核往往是难免的，因为定量考核指标往往更为“客观、公正”，另一方面，需求则需要扎实、细致而系统的艰苦工作，且往往难以量化考核，实际效果具有时滞性。如此，短期行为也就难免。
农村信息化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最终目标是通过将ICT“人工物”成功植入农业农村经济社会系统，形成有机的“社会—技术”系统，以催生特定的经济社会转化过程。在该转化过程中，ICT“人工物”或经济社会系统任何单方面的孤立发展都难以导致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单纯强调供给充其量是单纯技术系统层面的成功，即充其量解决的是“有得用”和“有用性”问题，未必能够解决“可用性”和“用得起”问题。
记者：既然您认为农村信息化项目必须供给与需求并重，那么请您谈一谈实践中如何才能做到二者兼顾？
夏俊：在农村信息化政策和体制层面上首先应该有一个顶层设计。我这里主要谈谈如何解决农村信息化项目或服务的需求或消费障碍问题。近年来，我们通过对国际本领域学术文献的研究，结合自己的实际调研，设计了一套针对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状况及其障碍的调查问卷，总共收回近千份调查表。我们对各种可能的信息消费障碍因素进行了统计分析和检验，其结果与我们的预定假设基本符合。
从需求层面来看，当前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存在四类障碍因素。一是“有用性”问题，二是“可用性”问题，三是“用得起”问题，四是我特别要强调的风险认知的问题。风险认知是农村居民对于因使用信息服务而产生的风险预期，它受多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影响，包括对互联网等通信管道的信任、对信息服务提供主体的信任以及个体天生的信任取向等。
政策建议 强调培训
记者：您指出了农村信息化项目成功的关键在于供给与需求并重，而且指出了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在信息消费方面存在的障碍因素。根据以上分析，您能不能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夏俊：学术研究活动主要有两个目的：发现知识和实践应用。前者为理论导向，后者为应用导向，而现实中的许多研究是二者兼顾。以上分析了农村信息化项目供给和需求方面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将决定农村信息化项目的成功度，政策建议可以围绕这些因素提出，我在这里只谈谈大概思路。一方面，从微观供给层面来看，要着重解决好供给质量问题，包括提高信息质量、信息系统质量以及服务支持质量等。另一方面，从需求侧面来看，需要综合考虑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等若干因素，而且，各地要因地制宜，不可强求千篇一律。例如，各地可以针对本地情况论证具体补贴方案，妥善应对经济因素，考虑是采用从量补、还是从价补，实物补、还是货币补。尽管经济因素至关重要，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培训，即重视技术和文化因素，以强化需求拉动效应。培训之目的在于使农户要用、会用和主动去用涉农信息和服务，例如，通过为农村居民提供培训和提高其IT素养，可以使其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对于IT的有效依赖，从而会愿意主动花钱购置硬件和支付通信费以获得相关的信息服务。对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来说，培训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可以导致农村信息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市场化提供，而政府所要做的则主要是提供培训。当然，以上政策措施的有效性都是以一个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实施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