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相信也没有人知道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底在哪里，但有一点很清楚：每一次金融危机都酝酿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并最终依靠技术创新带动社会经济发展，渡过危机。”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中星微电子董事局主席邓中翰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此时，全球金融危机和行业本身的周期性波动正对中星微所在的半导体业带来双重震荡，行业巨头一片亏损之声。邓中翰坦承，中星微在某些出口的单子上的确也受到了影响。但他同时强调，公司在内需方面正在进一步地扩大订单。
“经济不景气，老百姓通常会节衣缩食。但对于企业来讲，不管我们是否已经处在经济衰退的时代，利用技术创新提高效率与生产力的需求，只能是比以往更加强烈。”邓中翰表示，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还是80年代的经济危机，美国都是依靠在一些重点产业上的技术突破，最终使国家摆脱危机并成为超级大国，而2009年中国一定要抓住难得的全球机遇，通过创新而崛起。
而作为对“创新崛起”的思考结晶，邓中翰向正在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了制定《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法》的建议以及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创新法》的议案。
国家创新的绝佳时机
《21世纪》：你提出的这些建议和议案都是围绕技术创新及其保护，如此聚焦创新是出于什么考虑？
邓中翰：我经过一年多的认真研究和准备。提出制定《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法》的建议，主要是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强调核心芯片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国家，应该像发达国家一样对集成电路布图进行法律保护。
再有一个就是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创新法》的议案，过去我们产业发展的重点在合作和引进，现在国家明确转向自主创新，提出了包括税收、财政拨款、政府采购、专利保护等针对自主创新发展的方方面面优惠，但这些都需要落实到具体的法律层面，尤其需要在过去大的基本法基础上，进一步细化。
《21世纪》：现在很多企业由于金融危机都出现了订单减少、营收下滑的局面，企业家也在想方设法御寒和过冬，强调创新是不是远水难解近渴？
邓中翰：我们去看美国，在建国初期，它就特别把农业的创新作为一个主题，它有专门的《技术进步法》保障投资，能够解决关于农业科研投入的问题。到了上世纪30年代，又特别圈定了军工的技术革新，占了国家六分之五的投资，这些技术创新之后大量转移到了民用。上世纪80年代，对于IT业的创新扶持，也直接推动美国度过经济低谷再次腾飞。
这次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的确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包括就业、对外贸易等方面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减薪裁员、削减支出、推迟采购等围绕运营成本的工作，无法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的商业竞争力。
无论从国家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角度，还是站在以科技和技术发展来推动国家进步的高度，2009年都是推动国家创新、打造全球竞争力的绝佳时机。
《21世纪》：如何处理短期困难和长期愿景之间的矛盾？
邓中翰：确实，目前在经济危机的全球大背景下，大家好像更关心的是短期的救助和就业保障等等民生问题。但是实际情况是，今天我们仍然要对照8%这样的一个增长目标去发展。
我们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倒与国外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有着本质的区别。美国的救助计划是“加减法”。他们需要解决的是银行、债券、保险等金融行业以及房地产行业的问题来应对金融危机。而对于中国来说，人口基数大，受波及的领域很广，需要解决的是全方位的经济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同时考虑消费、出口和投资所带动的这些生产和发展，所以我们是做“乘除法”。
这个时候，中国就更有必要加大力度建设创新型国家，政府投资和政策并不是单纯的解决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问题，而是要把短期经济问题和长期社会发展相结合，把刺激产业发展跟促进科技进步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