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非常拥护我国加大互联网治理力度的各项举措，因为我国已有3亿多网民，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起码还有6亿人具备上网能力。拥有如此庞大的市场空间，单从经济讲肯定是好事，可是又引发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互联网管理部门、运营企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高度重视起来。但是把利用互联网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手机涉黄、盗窃犯罪都归罪于互联网也有失公允。因为违法犯罪的是人，而不是机器！我国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市场上坑蒙拐骗、诚信缺失已经相当严重，后来有些人利用互联网搞信息不对称，又一次放大了人的恶行。我觉得还是要分清责任，哪些是立法部门的问题；哪些是执法部门的问题；哪些是政策监管层面的问题；哪些是利益和技术层面的问题，最后还有深层文化和教育层面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一个不好的潜规则，不出明显问题各职能部门谁都熟视无睹，一旦出了问题就“齐抓共管”，或者从上到下成立一系列临时机构。我觉得必须在分清立法责任、执法责任、监管责任、技术手段责任的基础上健全职能，形成各司其职的长效机制。不管什么问题都搞“谁的孩子谁自己抱，是小农经济的做法”。
现在全社会都来打移动运营商的屁股，谁让你占了利益链的大头，又利用强势地位鱼肉百姓？其实细想起来它也是有冤难辨：国家大法规定，公民有通信的自由；通信企业没有监听、偷看通信内容和切断公民通信的权力！
如果说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有了媒体功能，也应该按照原有条法由文化部门或者广播部门监管，运营商依法提供技术手段辅助执行。当前的情况是大家都愿意抓自己的网络建设和运营利益，把内容管理责任推给运营商。如此以往，是否应该向原来的铁道部学习，在运营商内部组建网络警察、网络法院、网络检查院、网络---。
有人指出，互联网内容应提高立法等级才能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我看许多毛病就来自“不出问题无人过问，出了问题就无限提高等级”的历史惯性上，立法该哪一级就哪一级，不能搞此一时彼一时。要说走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之路，是因为中国人多，情况更复杂，信息通信领域的后发优势已经凸显。在先进的信息生产力面前，需要在新市场经济旗帜下建立更为先进的生产关系，而不是回到传统伦理上用“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办法搞短期行为。
互联网生产力发展迅猛，权威主义、自由主义二元对立管理思路正在锈蚀。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互联网治理，联合国还专门成立了以秘书长为首的国际互联网治理班子。根据他们的经验，除了靠立法建立正式约束之外，重视互联网伦理建设更为重要，其核心就是社会透明监督下的自律体系。比如有的国家通过互联网实名制和第三方社会公共机构，对互联网主体行为定期进行社会评估，实时公布，使之成为一种刚性的道德自律机制。我国号称礼仪之帮，但在当今缺少公共理性的市场时代，只靠独善其身已经很难凑效，刚性自律可能是最好也是最终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