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山寨机市场人头攒动 本报记者陈刚摄
2009年初的华强北人头攒动。
华强北位于深圳福田区，拥有规模在1万平方米以上的电子通讯市场35家，日均人流量达40到50万人次，年销售总额超过300亿元，是中国最大的手机集散地，也是“山寨手机”的主要集散地。
与此同时，“山寨”现象也正不断蔓延：从MP3到MP4、电视机、笔记本甚至汽车，都开始出现“山寨”的身影。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成为最终阻碍中国民族产业创新力迸发的潜在隐患。对有关部门和企业家而言，如何采取合适的路径变“山寨军”为“正规军”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为此，本报记者日前赶赴深圳“山寨”基地，试图寻找答案。
小学毕业就能做手机
有人说，深圳是“山寨机”的天堂。这里，流传着诸多以“山寨”发家的“创富”神话；这里，不仅生产商、销售商云集，产品更是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
“山寨机”之所以能够在深圳繁荣昌盛，行业门槛的降低与产业链的极度细分是重要基础。2005年，手机生产领域经历一次重大“革命”，台湾联发科技公司推出单芯片(MTK)解决方案，把需要几十人、一年多才能完成的手机主板、软件集成到一起。
“过去生产手机投入过亿元，‘山寨厂’根本做不了。联发科的这种芯片让手机生产没有了门槛。现在的情况是，小学毕业就能做手机了。”在深圳拥有一家“山寨工厂”的孙云说。
MTK不仅破除了手机生产的技术壁垒，还将手机的研发时间，从原来的6-8个月，缩短到了50-60天，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每部手机单机成本只需200-600元。
“在这里，整个手机产业的分工十分细致。从研发到销售各个环节都有专人分工。不夸张地说，连个螺丝、电阻也会有专厂制造。”孙云说，在深圳，数千家手机相关厂商在主板、外观、包装和销售各个环节各有所长。手机厂商只需要把芯片和相关配件采购回来，就可以组装出一款手机。
这种门槛的破除让“山寨产业”在深圳如花怒放。“开一个加工厂，几十万元就可以！小作坊在家里生产也行，买一些配件回去凑，手工就做出了，一天可以做几百台。”孙云告诉记者说。
“手机有几十个部件，包括液晶屏、耳机、电池、充电器、手写笔甚至摄像头镜片、防尘网等等，都有专业厂家在做。”孙云说，在这种专业分工的格局下，真正生产手机的“制造商”可能只有几个业务人员，一间办公室，原料来自采购，加工也是交给专业的“代工厂”。当然，也有一些公司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主要负责主板设计、功能设计、外观设计、组装等工作。
违法的只有极少几个环节
“深圳周边虽然是‘山寨手机’的主要产地，但在生产的环节，很难找到一家违法企业。”姚雪雄这样说。这句话涉及了“山寨手机”行业繁荣的因由与“久剿未平”的根本。
“大多数企业都是合法生产企业。可能这个企业为‘山寨机’甚至其中的‘高仿机’生产配件，但这个企业的行为是合法行为。”深圳市福田区工商部门的稽查人员说。
产业链的细分令有关方面的打击有点无从下手。由于手机生产涉及数道工序、数十个部件，在深圳，跟“山寨机”相关的中小企业有数万家，而相关从业人员，据业内称至少有几十万人。这条链条囊括了组成一部手机的所有环节，从方案设计、软件开发、模具制作、主板配件的供应、装配加工、印刷包装、到营销推广、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
“很长一根链条，一直是白的，到了生产的末端突然变得发灰甚至有些发黑。产业链上，构成违法的只有极少几个环节。”上述稽查人员说。
在华强北的一些数码城，一度曾经出现过“店铺一开门，工商就上门”的局面。但即便是这样的力度，对“山寨机”中的“高仿机”也无法构成有效威胁。在华强北，只要花500-1000元，就可以购买到各种不同的“苹果”、“诺基亚N95”、“摩托A1200”、“三星伯爵”等手机。
“‘高仿机’的生产也是细分的。”华强北的手机经销商陈平告诉记者说。在深圳，有一些开发模具的企业专门生产畅销机型的零部件“公模”。“高仿机”生产商只要委托不同工厂加工，加以简单拼装，刻上“LOGO”，就可以生产出各种翻版的“名牌手机”。
“高仿机”刻“LOGO”，也是一道分工，业内称为“刻字”。在华强北一家数码城，记者找到了一家专业“刻字”的工作间，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们的价钱是4毛一部，如果有数百台，可以优惠到3毛一部。
“只能在拼装、刻‘LOGO’等个别环节能够进行打击。由于生产过程中的违法环节短，在销售环节往往又只能查到几部样机，所以打击起来很难。”深圳市工商局福田分局经济检查科的姚雪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