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通信行业20年勃兴历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大中国区董事长何庆源自称是一个“老兵”。他早在1982年便加入老牌固定电话设备商北电网络，并于1988年选择回国工作，成为最早参与到中国通信行业的“海归”之一。
1992年，在移动通信方兴未艾之时，他加盟摩托罗拉，先后负责在中国的销售和合资企业策划，亲历了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巅峰时期。1998年，何庆源再次加入北电网络，领导大中国区无线业务，任至高级副总裁兼COO。2001年10月，何庆源加入移动通信行业的后起之秀诺基亚，并于2004年4月出任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2006年，随着诺基亚与西门子联合宣布两家公司将合并电信设备部门，成立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何庆源出任该公司大中国区董事长，并继续留任诺基亚(中国)董事。
20年间，辗转于数家顶级通信设备商的何庆源见证了中国电信市场的潮起潮落和此消彼长，亲历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浪潮中，老牌电信设备商的起伏，一家造纸企业蜕变为移动通信霸主的历程，以及一穷二白的本土厂商如何迅猛崛起。在中国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这位有着爽朗笑声和坦诚观点的通信行业“老兵”向《商务周刊》回顾和梳理了中国通信市场爆发式的发展路径和格局演变。
《商务周刊》：您是1980年代的“海归”了，那个时候选择回国来工作的人几乎都是受了改革开放的感召和吸引，您当时回国发展事业的背景原因是什么？
何庆源：我是1988年在北电网络时回国来工作的，到今年刚好20年。我记得1986年前后，中国刚要上固网的程控交换机，当时国内的资金也不是很充足，所以中国希望和别的国家合作，获得一些贷款来上程控交换机项目。中国派了不少代表团去和国外大通信企业谈，包括法国阿尔卡特、北电等等。
但那时候北美也才刚开始上数字程控交换机。北电错失了这个很好的机会，它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美国市场，认为中国不可能这么快上程控。到1987年北电才反应过来中国真的要上程控交换机，但那时候中国已经和NEC在天津、和阿尔卡特在上海、和西门子在北京有合作了。我们落后了。
1988年，北电希望从香港派人过来大陆做业务，但当时北电香港办公室的管理层移民走了，所以最后是从加拿大总部直接找了一些华人过来，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候很多人奇怪，我在加拿大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国工作，事实上当时我是看到这是一个机会，觉得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很大。
我是1988年10月份第一次来北京的，当时北电在北京饭店租了几个房间当办公室，做程控交换项目。当时国内通信还比较落后，在北京饭店打10个长途电话到香港，有一个打通就不错了，我们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拨电话上。出差去云南、陕西、郑州，一下飞机就要先找返程机票，要不然等你办完事再找机票可能至少要等两天时间。
到1989年“六四”期间局势比较复杂，跟我一起回国的3个人中有两个离开了，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觉得经过10年的增长，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应该不会变。
《商务周刊》：您在北电是搞固网的，1992年又加盟摩托罗拉去做移动通信了，这期间您看到的中国固网市场和移动通信市场的演变是怎样的？
何庆源：在北电时，程控交换机市场发展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很是蓬勃，它又属于政府管制的行业，我们把政府关系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做了几年之后就积累了很好的资源。我的很多同事当时还不相信本土厂商能给我们带来竞争，但到1990年代末，华为、中兴已经给国外公司在固网上带来沉重的压力。那时候国外厂商的大部分生产都不在中国，只是在中国做组装，也没有做什么本地化的采购，更没有把研发放在中国，所以在成本上无法与华为、中兴竞争。我记得很清楚，1988年我们卖一线设备是200—220美元，到1990年代末期已经降到16—20美金一线。所以中国市场的特质是，一旦国内厂商进来，成本和价格就下降的特别快，而国外公司大部分是上市公司，对利润率有要求。
价格下滑导致很多国外公司无法获得利润。在固网方面都只是往后退，没想到要本地化，把成本降低去和国内企业竞争，只是想我的技术好，可以用技术做一个壁垒。但没有想到慢慢的技术壁垒越来越低，国内厂家追赶得非常快，步步后退的国外厂家把市场让出来，所以现在的固网市场基本上是国内厂商的，只有个别来得比较早的国外公司，包括阿尔卡特和西门子，本地化做的比较好，它们还在这个市场生存。
1990年前后，在中国有人开始讲移动通信了。中国的第一个模拟移动通讯是摩托罗拉1985年在北京上的，4个基站，用户非常少。当时又是没有人相信中国会上移动通信，因为比较贵，北美在1980年代末也才开始上。我当时想程控交换发展的速度这么快，中国人口这么多，移动通信肯定在中国会大力发展。但北电当时没有这个技术，我觉得我应该参与到移动通信中去。我在北电也已经待了超过10年了，于是考虑应该从固网转型到无线了。1992年，我正式加盟了摩托罗拉。
《商务周刊》：您在摩托罗拉效力的几年，是中国移动通信设备市场的一段“黄金时期”，但这段时期摩托罗拉却遇到了挫折，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何庆源：那时候中国的移动通信市场发展非常快，给摩托罗拉和NEC带来很大机会。手机当时基本上都是摩托罗拉的，系统设备是两家平分。每年我们都在猜中国的移动用户会达到多少，我们还和邮电部移动局局长辩论，到2000年底中国会有多少用户。他们说有1800万左右，我们在摩托罗拉里说得有3600万。实际上到2000年已经超过1亿用户了。所以每年我们都无法准确预测用户数，导致我们给工厂的预测远远低于市场的需求，手机、系统设备都不够，用户追着设备商供货。那几年日子很好过。
但后来固网的情形也在移动通信领域重演了。在模拟时代，移动通信领域没有国内厂商，1992年中国开始大规模上模拟网，即A网和B网两个网。1994年中国又开始上GSM，用了5—7年就把模拟系统淘汰掉了，所以中国上2G数字系统与国外是同步的。当时我在摩托罗拉，摩托希望用它的专用技术系统900兆CDMA，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推自己的标准，导致它错过了很多机会。回过头看，中国上2G的时候，摩托罗拉如果顺着中国走GSM，它不会做的很差，虽然它没有交换机。
没有交换机也的确使摩托罗拉丧失了一些机会。从国外经验看，GSM是开放接口，用谁的交换机都可以。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这个行业的发展太快了，上完移动交换机，一会儿又上光网络，很快又上数据业务，行业内积累的人才还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大部分网络维护只能靠厂家的技术人员去做。这样运营商就不敢混合组网，因为会有比较大的风险，不如只买一家的产品出了问题责任可以明确。
摩托罗拉没想到联通和移动一下子就定了上GSM。而诺基亚抓住了这次机会，拿到了北京市场。我记得很清楚，1994年北京组网，11个基站和1个交换机都给了诺基亚，当时我在摩托罗拉管销售，他们合同快要签字了我们才醒过味来，发觉北京市场快丢了。我赶紧去找当时的北京电信总局移动副局长，最后还是凭摩托罗拉在中国多年积累的关系，硬加进去11个基站，变成了22个站，混合组网，东边是诺基亚，西边是摩托罗拉，都用诺基亚的交换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