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和谐其实并不等于稳定，过于稳定只会产生僵化，维持劳工制度的一定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
僵化的结果是损伤企业，损伤经济，影响就业。我国正处在1970年代知青返乡、1990年代国企下岗以来的第三次就业浪潮中，就业受到影响将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劳动者也受到伤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对立意识非常浓重，很多制定者都认为过去一直是强资本弱劳工，现在扶持劳动者就必须抑制资本。这是一种单极思维。事实上，许多时候，劳资双方更是双赢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这跟整个国家社会思潮的变化也有关系。在改革开放多年以后，经济、社会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出现了许多血汗工厂、黑砖窑之类的问题，整个社会都在进行重新思考和调整。在和谐社会的鼓召下，保护劳工、保护弱势群体的呼声日高。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劳动合同法，不能不受到影响，最后实行的是对劳动者的单保护。
而在立法过程中，也缺乏充分博弈。立法者中并没有企业界的代表，尽管一些机构尤其是外资机构积极参与，但事实上发言权有限，他们最初连意见都不知道可以送到哪里去，因为要求发表意见时不能超过1000字。
当时，因为发表了许多不同意见，我被贴上了资方代表的标签。但事实上，我不是任何人的代表，我只是作为一个学者，基于我的研究，提出独立的观点而已，但能影响和改变的也都有限。
南方周末：如何维持一定的灵活性？如何在劳工制度的灵活性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取得平衡？过去相对更灵活的劳工制度实际上引发了非常多的现实问题。
董保华：过去是出现了许多问题，就像我们脚上生了疮，但处方却把手给剁了。
而且要警惕的是，华为的行动可能会刺激立法者将缰绳越拉越紧。这样一来，将进一步堵死中国经济的活力。
要维持一定的灵活性，需要寻找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平衡点。
因为一直帮助劳工维权，在接触大量底层劳动者的过程中，我发现，并不是说所有劳动者都需要你保护，对有的人来说是束缚而非保护。首先要看劳动者由哪些部分组成：最上端的一层是总经理、董事长，他们本来就很强势；第二层是一些白领员工、科技人员或者是较高层次的员工。他们有相对较强的用脚投票的自由；第三层是工人，只有这个才需要行政的干预；最后一个层次，是没有就业或者半就业的人，他们需要就业岗位。他们没有被覆盖，怎么受保护？
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应该“雪中送炭”，也就是在广大中下层劳动者中实现广覆盖，将雇主从劳动者中排除，将非标准劳动关系纳入劳动法律调整范围，才能真正落实对弱势主体的保护。
只有低标准，才能做到广覆盖。这种低标准也是用人单位完全应当，也完全可以遵守的。只有在此基础上国家才能进一步追求严格执法。因此，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平衡点，我认为应该是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这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正常企业、国家行政部门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但最后，立法者的选择跟我的平衡点背道而驰。
重蹈法国覆辙？
南方周末：不管有多少不同意见，现有法律已是既定事实，您怎么看待它实施之后的未来？
董保华：由于抑制企业，整体经济活力将受到损伤。
即便是立法者保护劳动者的初衷，也很难达到，因为没能将劳动者这个整体分拆得更为仔细，没有准确清晰地找到法律最需要保护的那个部分。
很简单，对企业来说，是“一次定终身”，比如说签完一年合同后，第二年你必须考虑要不要这个员工，因为如果继续签订第二份固定期限合同，等到合同到期，你就必须跟员工签无固定期限合同。也就是说，企业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这会让企业非常慎重，因为风险太大了。
对广大低层劳动者来说，这将会是一个灾难，除非他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否则就将被放弃。
更糟糕的是，长此以往，我们可能会走上法国的道路。
在法国，长久以来的福利制度使得整个经济失去活力，社会畸形，分裂成两大阵营：高福利既得利益者与经济界。而整个国家因此走上一个怪圈，失业率高达9%，背负着巨大就业压力的政府不得不不断征税以致成为全球税负最重的国家，而只要试图刺激经济，哪怕触动高福利的既得利益者一点点，他们都不能容忍。前段时间《首次雇佣法》与对退休制度的一点点微小改革，都引发大罢工。所以萨科齐被媒体评价说“离爱丽舍宫很近，离凯旋门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