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财富》中文版日前公布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榜单，华为CEO任正非位列榜首，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和海尔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分列二、三名。
然而，对所有这一切，任正非从未回应，他甚至反复说这样一句话：“当初是因为我们幼稚，做起了通讯产品，只不过回不了头而已。”
言论理想国
那么，如果你借此认为，任正非保守落后，不懂言论沟通的重要性，就大错特错了。
在《我的父亲母亲》里，他以宽慰母亲的口吻，解释了面对华为的负面舆论不争辩的另一层深意：“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 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 解就好了。”
而这个“介绍”的话语权，包括什么时候说，怎么说，以何种方式去说，则都牢牢掌握在任正非自己的手里。
在华为高速发展时，任正非用《华为的红旗能打多久》、《活下去是企业的硬道理》来警示员工，居安思危。
2001年左右，在国际高科技产业哀鸿遍野、进入寒冬，而华为却凭借不俗的成绩似感春意融融，位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时，任正非又发表了《华为的 冬天》，他认为“华为存在的问题不知要多少日日夜夜才数得清楚……华为的冬天正在到来，各种机制、管理等正面临危机，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改革的地步”。
紧接着，当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寒流渐渐迫近时，他又以浪漫的情怀书写了激情洋溢的《北国之春》：“只要我们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自 我批判，不断地建设与改进，总会有出路的……我们趁着冬天，养精蓄锐，加强内部的改造。我们定会迎来残雪消融，溪流淙淙。华为的春天一定会来临。”
这种“擅谈问题、只谈问题、永远都有问题”的企业治理风范一度成为任氏帝国最有力的标识。
当然，除了谈的问题，真的问题也是有的。曾有段时间，华为曾不断有员工自杀与自残，而且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这让任很是焦虑。于 是，他在一封写给华为员工的信中说：“要快乐地度过充满困难的一生。”他坦承，“我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的患者，在医生的帮助下，加上自己的乐 观，我的病完全治好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走出困境！”
2006年7月21日，就在胡新宇猝死63天后，华为内刊《华为人报》在头版头条刊发题为《天道酬勤》的专稿，文中写道：“世间难管理的是工 业，而工业中最难管理的又是电子信息产业，淘汰更无情，后退就意味着消亡。华为由于幼稚，不幸地进入信息产业，又不幸学习了电子工程，随着潮流的波逐，被 逼上了不归路。华为不战则亡，不奋斗就没有出路。”
因此，在向公众以及自己的员工沟通过程中，任正非可谓丝毫没有懈怠，不仅如此，他还以浓浓的深情，在《我的父亲母亲》里，详细坦白了自己的创业心路。
不过，在任正非整个“言论理想国”的体系中，近期出版的《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可谓是最厚重的一个章节。财经作家吴晓波甚至将其定义为“华为第一次打算坦陈心迹”。
书中，作者用几十万言述说了华为最简单的成功理论“常识的胜利”：1.在技术投入上的不遗余力；2. 对客户服务的重视；3. 公平的公司文化和激励机制；4. 居安思危的气质。
之所以将此书归入任正非“言论理想国”中，是因为书的作者一个是田涛，任正非多年的好友，另一个是吴春波，当年曾协助任正非起草《华为基本法》。
任正非利用自己的“言论”，一点一点地向公众剖白华为，甚至连自己也不放过：“我个人与任何政府官员没有任何私交关系，没有密切的工作伙伴；与 中国任何企业家我没有往来，除了联想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在20年中有过两次交往外；也没有与任何媒体任何记者有交往。我个人的私人生活很痛苦，非常寂 寞，找不到人一起玩。和基层员工离得更远一些，为了公司能够平衡，我得忍受这种寂寞，忍受这种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