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霄住在北京郊区一个叫望京的地方，每天晚上，都能看见“Motorola”的巨大标志在社区东部“熠熠生辉”。
在“东望京”的科技园，汇聚了爱立信、北电网络、摩托罗拉、三星电子、安捷伦、松下、微软、索爱、阿尔卡特-朗讯等大批知名电信企业。诺基亚西门子通信的研发中心也建在距离科技园不远的酒仙桥——这里曾经是四机部各企业的聚集地。
楼下的北小河公园里偶有情侣散步，这种安静在此刻的北京分外难得，这座城市变得太快了——二十年前，我们喝一毛五一瓶的“北冰洋”，豆浆与油条的香气在城市的早晨四处飘扬，而大白菜也静静地躺在胡同的拐角里休息。
从“美元”到“技术”
伴随“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很长时间以来，中国被描绘成全世界最富潜力的市场，在四分之一世纪里，这个国家的经济保持着高速增长。那些跨国公司的CEO，《时代》的记者和访华的高官，他们住在北京、上海的五星级酒店，惊讶于新建的高楼大厦和宽阔的四环路，他们谈论中国庞大的市场、令人羡慕的劳动力储备。
前后多年，通信业高速发展，行业巨头拥有大量资金，中国的电信建设又几乎是一张白纸——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人才缺乏，科技落后；时至1980年代，邮电通信的“发展滞后”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一个细节反应出当时中国电信产业的窘境：当深圳的大楼以“三天一层”的速度拔地而起的时候，全市只有几百门电话容量，港商来谈生意不敢在深圳过夜，怕电话不通掌握不到股市行情。
比利时贝尔开始与中方接触。这家公司的对华贸易代表莫瑞尔试图向中国推销一种名为10C的半电子制式交换设备，这个技术在与中国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东南亚很受欢迎。他没想到的是，中国人对S1240更感兴趣，而在当时，这款先进的机型甚至在比利时都没有试验局支持——上海贝尔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而它的竞争对手也迅速进入中国市场，西门子在北京、NEC在天津、北电在广东、朗讯在青岛、爱立信在南京，中国通信市场云集了全世界几乎所有机型——到各家企业拉货的大车排到院外，“给哪家供货取决于他们有没有省长的批条。”一家企业的销售人员这样回忆那时的“幸福时光”。
当时中国，技术和资金都存在很大缺口，提着巨款的总裁们每到一处，都会享受到超乎寻常的“优待”。四川在线用这样的文字形容英特尔总裁考察成都的情形：“2003年8月27日，早上8点48分，成都总府皇冠假日酒店3楼。排成10米长的20多个镜头对准了一个方向。身着浅灰色西服的贝瑞特博士挺着高大的身板，在众人的簇拥下露面，一头银白色的头发彰显着“芯片天皇”的智者风范。”
时间转至2009年，外资到中国，带来的美元已经不再是重点，“引进什么”和“怎样引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强调的是“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
外企惊叹“中国速度”
1996年，马霄成为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学院的一名本科学生，通信工程和互联网是那个年代的热门话题。这个专业的学生会被各外企“不加筛选”地带走。通信行业的迅猛发展让企业迅速“膨胀”，也让所有毕业生坚信自己面临百年难遇的机会。
2000年，马霄不出意外地来到一家外企工作，第一个月领到薪水让他觉得自此“衣食无忧”，这家企业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的英文名字，所有公务信函都必须用英文写作，员工们谈论的也是“团队精神”、“执行力”、“细节决定成败”等“舶来”思想。他被外企严格的“项目管理”吸引，“流程控制”理念让马霄受益良久。
中国员工对于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渴求让爱立信（中国）首任总裁黎德信感到吃惊——1994年8月，他来到北京，并定居于此，他在北京做的第一件事是骑着自行车到处溜达、参观博物馆，他发现这座在林语堂眼中与巴黎并列的世界最迷人古老都市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的发展速度和中国员工的工作激情是我始料不及的”。
“中国速度”让所有人惊叹，固定核心网被各运营商在短时间内迅速铺开，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较富有阶层也拥有了传呼机和移动电话，在中国设备制造商参与竞争之前，电信市场几乎被外企垄断。
从提供“交换机”到做“本土优秀企业公民”
如果我们沿着技术演进的路线观察，从人工交换设备到程控交换机，从PSTN到NGN、IMS，从模拟移动网络到3G、LTE，在华外资企业没有遗漏任何一个环节，每家企业都能自豪地罗列出许多与中国相关的“第一”。
但我们更愿意将视线从“技术”本身挪开，外企在中国的运营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观察视角：翻开所有外企的宣传手册，“做优秀企业公民”是它们的共性，“遵守中国法律”是每一个外来企业在中国扎根的根本点。这些企业在“逐利”的同时，也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它们遵循广泛意义上的道德，并输出被公众认可的价值观。
高通的“无线关爱计划”让中国基层农村医生从中获益；爱立信也一直致力于中国环境保护和农村教育。外企在“公益事业”方面的努力，应该被中国公民尊重。
IBM中国公司拥有超过1.4万名员工，经理级别以上的人员约有1500人，其中本土员工占到90%——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外资企业开始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力量”，人文环境和经济体制的不同是这些跨国企业必须要面对的事实，海外资本选择用“本土化”解决困境，IBM的实践可以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