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对通信事业的发展而言是一个大好的环境、一个大好的机遇。通过合资的形式，我们把先进的技术引进来了，把资金以及国外优秀的管理经验都引进来了。”多年后，回忆起当年通信业走上发展快轨的情景，上海贝尔的第四任董事长吕明曾在《改革、开放、创新——上海贝尔发展之路》一书中这样写道。
1984年1月，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了，这是中国通信业历史上第一家合资企业。此时虽然距1980年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公司的建立已有四年时间，但实际上中方对当年的比利时贝尔公司的访问、谈判等一系列工作早自1978年既已开始，可以说，通信业正是赶上了新中国首批合资企业诞生的大潮。
自此之后，一拨又一拨的合资公司在通信业涌现；而今天的许多跨国企业都是通过当时的合资方式进入中国。
“北京饭店”，“好兆头”
走入刚刚开放的中国大门，外方不了解中方的合作诚意，往往会想些“诡计”来百般试探。
“我们不自己预订宾馆，而是请我们的潜在合作方代订，如果他们为我们订了一个好宾馆，则代表他们对合作有兴趣。结果我们住进了北京饭店，这是个好的征兆。”曾任上海贝尔副董事长的比利时人莫瑞尔在一次回忆中提到一个细节。
这并不是个别现象，一位原信息产业部的老人在聊天时告诉记者，事实上这种“敲打”战术在后来许多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寻找合营伙伴时得到多种形式的演绎和采用；而结果也往往令他们满意——不论是相关部委、机构还是具体接纳的地方政府，都给了他们很高的礼遇。
一切的开始都源于一条只有6个字的政策指导——以市场换技术。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许多技术领域都较为落后，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于是，包括通信业在内，市场换技术成为当时许多行业领域快速发展的捷径。
为何是“合资”？
需求是双方向的，其实对于跨国企业而言，合资合营也是他们的不二选择。
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贯彻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突破，不过，由当时的具体国情出发，该法依然行事谨慎。
“当时法案只允许外方（包括公司、企业、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与中方（包括公司、企业、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共同举办合营企业。”商务部条法司官员向记者解释。
情况远不止于此，当时即使允许外方在国内独资设立企业，经营状况恐怕也将是个问题——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外汇储备较少，实行了比较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平衡问题做了明确规定，要求外商投资企业自行解决外汇收支平衡。
“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前述商务部条法司官员认为。
不过，在日后的经营中，合资企业也确实因为这一规定遇到过一些困难。“比如，我们刚起步的时候，由于短期内很难有大量出口收入，要实现外汇收支平衡其实很难。类似围绕外汇的问题还有一些。”一位早年在某通信合资企业工作的长者告诉记者，这时候，中方背景就起到很大作用，他们能够通过各种方法寻求到一些相关部门、机构的帮助和扶持，总能通过一些途径尽量解决问题。
此外，在刚刚开放的中国市场经营，人才、体制、管理等多方面的特殊性都是外方无法单独掌控的，与本地力量的合作对他们可说有益无害。
因此，尽管在1986年国家就迅速放宽外商投资限制，使国外投资者可以在国内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但一段时间内，许多跨国企业还是将自己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步定为合资企业。
多年间，西门子、NEC、富士通、北电、朗讯、诺基亚等跨国公司纷纷在国内建立起合资公司。
“合资”的沉寂与质变
时光流转，20年前这些风光一时的合资企业们如今大多已渐沉寂，只有上海贝尔、诺基亚等少数企业依然能保持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受关注度。
如果说当年通信合资企业的群起是由改革开放促成，而其大规模沉寂又是在我国的进一步开放中，多种因素同时发力所造成。
在新世纪前后，随着我国各领域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深入，同时我国面临“入世”的时间节点，我国对外商投资、外汇管理的法规政策都在放宽和改善。
“这一背景下，一方面我们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实力在提升，想打自己的品牌，做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投资环境的极大改善使得外商也想设立自己的独资企业，充分自主经营，彼此对于合资的需求已经不再那么强烈。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外商独资企业越来越多。”前述原信息产业部的老人向记者表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部分新的通信合资企业的设立，反而是因为在一些中国运营商、设备企业已经有话语权的技术领域，外商需要中方的扶助才形成的。”
除去国家政策环境的影响，国内通信业的快速发展也是造成许多老合资企业们逐渐沉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成立的那一批合资企业，往往是基于某单一项目而设立的，随着国内这些项目领域的成熟至饱和，且运营商对全产品线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些企业的经营也走入了困境。一些企业采取了改革措施，跨过那个坎，就获得了新生；而另一些企业则渐渐走向没落。”北京邮电大学管理领域王姓副教授认为。
上海贝尔和诺基亚是其中顺利跨过这道坎的代表者，上海贝尔在使其成名的交换机国内市场饱和后，在世纪之交及时进行转股改制，引进国外尖端研发力量，扩展了自己的产品领域；而诺基亚则也在新世纪之初就果断整合了自己在华的四家合资公司，迅速形成较高的整体竞争力。
“虽然改革中都经历较大阵痛，但做得越早恢复越快。现在这两家企业仍然是国内各自领域的佼佼者。”王副教授表示。
与之相比，当年较早进入的日系合资企业却大多风光不再。
“面对国内通信业新的需求、新的形势，日企反应很慢，而且由于日企自身的特点，他们往往不愿多为合资企业转让技术，由此导致其合资企业技术水平越来越落后。没落也是情理之中。”王副教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