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国的电信事业面临的是一番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景象。当时的通信设备、方式和手段十分落后，只有在北京、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们才能用得上自动交换的电话，很多内陆城市的电话都需要人工转接，而在县城一级，书信网络尚未建立，打电话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电信事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在电信装备水平、业务和服务等方面，我国取得了可喜成绩，提高了电信业的综合能力。
艰苦创业打基础
从1949年到1952年，是我国电信事业的全面恢复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确定了“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服务，为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治安和人民大众的通信服务”的邮电服务方针，以及“先行调剂而后扩充”的建设方针，经营方针则是争取电话多放号、扩大经营范围以增加收入，并方便人民大众使用。
经过三年的恢复，到1952年，邮电行业摆脱了亏损局面，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业务种类也逐渐丰富，还设置了大量的营业服务队。这三年中，我国通信网络也迅速扩大，建设了连通北京至各大行政区的电信干线，国内长途通信网初具规模；建成东北长途明线国际干线工程，开放北京－莫斯科有线载波电路；我国第一套明线12路载波电话机也在北京和石家庄开工投产。这一时期的初步恢复和发展，为我国经济恢复奠定了较好的通信基础。
从1953年到1957年我国电信事业取得初步发展。这一时期，按照“重点建设，照顾一般”和“有线为主，无线为辅”的方针，我国通信网络得到了有计划的扩建和改造，重点转移到省会城市及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有关的地方。在此阶段，北京作为全国邮电通信网络中心的地位得到了加强。
1958年到1962年，我国电信事业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这一阶段也是改革开放之前30年我国电信行业最为辉煌的时期，创造了很多“第一”和“首次”。例如，1957年，我国第一家自动电话交换设备厂建成投产；1960年元旦，我国研制的第一套1000门纵横自动电话交换机在上海吴淞电话局开通使用；1961年，我国自己设计并定型生产的312－V型明线12路载波机投产使用；1959年，我国基本实现了电传打字机通报。随着这些先进电信设备建设投产，我国的通信能力得到了大幅提高。
1960年左右也是我国电信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受“左”的思想和三年自然灾害影响，电信投资和收入开始减少，电信事业进入缓慢发展时期。尽管如此，我国仍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1963年10月，成都－拉萨3路载波电话工程建成投产；1964年，邮电部组织“6401”工程会战，研制成功600路对称电缆载波系统和600路微波中继系统及配套设备，并相继投产。
披荆斩棘继续前行
从1966年开始，受“文革”的影响，我国邮电管理体制遭到严重冲击，电信生产秩序被打乱，业务发展几近停止，业务经营连年亏损。最严重的，从1966年到1978年，全国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每年平均只增加1万多门，有许多城市甚至十几年都没有增加。交换机未规模扩容，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电话用户增长非常缓慢，对通信的需求较低，1975年我国话机普及率为每百人0.33部，到1978年也只有0.43部/百人。
尽管人们消费意愿降至冰点，但是我国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仍在缓步前行，取得了一定成绩。从1966年到1970年，我国新建了京汉、西兰两条电缆和北京－西安、西安－重庆－贵阳－南宁、襄樊－长沙－广州、西安－襄樊－武汉、北京－沈阳－哈尔滨、成都－重庆、北京－太原－西安等7条微波线路，并开始建设大通路电缆载波和国内主要城市间的长途自动直拨。1971年～1975年，我国开工新建天津－济南段中同轴电缆和天津－秦皇岛－北戴河对称电缆工程，并新建了5条微波工程以及北京和上海卫星通信地面站，在这一时期，我国还建设了第一条国际海底电缆——中日海底电缆。
政治经济大环境的波动并未影响到我国电信事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1975年，我国自行研究设计的纵横制自动电话交换设备开始批量生产。1976年，我国自己研制的1800路中同轴电缆载波系统在京、沪、杭间建设投产，这是我国在掌握大容量模拟传输技术方面的一个飞跃。
回首建国后30年，总体来说，我国通信行业在网络建设、技术创新、业务发展上稳扎稳打，为改革开放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详细数据参见表格）。不过，由于种种原因，电信整体水平还相当落后，电信投入仍显不足，相当部分的电话还需人工接续，原始的手摇电话依旧在农村地区发挥作用，整体技术装备水平落后发达国家20～30年。这些成为了下一个30年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