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我国电信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压力和艰巨挑战。因为从1949年到1978年，尽管我国电信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增强综合能力、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提供业务和服务等方面获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电信行业投入严重不足，电信部门不具备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电信整体水平相对落后。当时全国共有9亿人口，电话交换机却只有406万门，每百人拥有电话仅为0.38部，全国1/3的市话和绝大多数长话依靠人工接续，绝大部分农村地区还在使用原始的摇把式电话，这样的通信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将电信行业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重要产业，将它提高到战略地位，适度超前，优先发展，自此我国电信业逐步走上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中，1978年到1987年可以说是积累的10年，在这10年中，电信业经历了拔乱反正、转变观念、逐步对外开放等过程，并始终坚持高起点、高技术、跨越式发展，为后来若干年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得改革风气之先
电信业的迅速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领导人给予电信事业极大的关怀和支持，电信业的发展如沐春风。
改革开放之初，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就多次强调要优先发展、加快发展电信事业。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件上指出，要重视邮电通信的发展。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把投资的重点放在电、煤、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上。1980年3月，邓小平同志又指出“要把交通和通信放在重要位置，这确实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再次指出，先要把交通、通信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他还强调，对基础行业的投入要坚持10到20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一系列战略思想充分肯定了通信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对国家制定优先发展通信的方针政策，对电信部门制订正确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依照国家领导人的指示，根据电信业发展的客观需求，邮电部在1979年召开的第17次全国邮电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通信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通信生产为中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这次会议明确了“邮电通信是社会生产力”的观点，提出通信部门要从只算政治账变为讲究经营和效益，从单纯为政治服务转变到为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发展服务。自1976年以来徘徊不前的电信发展局面伴随着会议的召开而打开。
此次会议召开后不久，为改变电信发展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邮电部根据形势调整了发展目标。1979年5月，邮电部根据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制订了《邮电部三年调整规划纲要》，提出1979年至1981年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以通信为中心，增加通信能力，提高通信质量，加强企业管理，使目前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比例失调的严重落后状况有显著变化”。此后，邮电部多次提高要求制定电信发展目标，例如到2000年主要通信能力和业务总量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三番，这一目标在当时看上去不可想象，现在看来则过于保守，这恰好印证了电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和龙头作用。
政策保驾护航
国家政策的支持对电信业的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纵观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的历程，国家出台两个“六条指示”以及初装费、三个“倒一九”、减免关税、加速折旧等政策，为电信业争取到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掀起了全国各地政府支持通信建设的高潮。
“六条指示”体现了国家对电信业发展政策的总基调。1984年10月和12月，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分别做出“六条指示”，明确了加速发展电信业的必要性，提出了解决资金不足这一大问题的原则，比如电信发展主要靠政策，国家会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同时电信企业要积极拓展渠道，采取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六条指示”还提出要有重点、分层次、分步骤地发展电信业，并鼓励电信企业积极采取新技术。
正如“六条指示”所言，电信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不足，为此，国家此后出台的多项政策都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
1979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邮电部的请示，同意向用户收取初装费。1980年6月，邮电部、财政部经国务院批准联合发文，提出了确定初装费标准的原则。实践证明，初装费政策行之有效，在“七五”、“八五”期间，该政策提供了全国大约1/3的电话建设资金，成为支撑我国电信网建设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
在税收政策上，国家对电信行业也是鼎力相助。最典型的如三个“倒一九”政策，即邮电部门所得税上交10%，非贸易外汇收入上交10%，预算内拨改贷资金偿还10%本息。鉴于改革开放初期电信设备绝大部分依赖国外进口，而如果走正常程序，电信企业无疑将支付数量不菲的关税。为减轻电信企业负担，1986年，国家对邮电通信的技术改造项目推出了海关半税政策，同时，对使用外国政府贷款、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购买的通信设备实行全免关税政策，对一些急需的通信设备实行特批全免关税政策。在减免关税政策的鼓励下，电信企业从国外引进了大量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实现了高起点、跨越式发展。
为鼓励电信企业更新改造、加快发展，邮电部门还制定了加速折旧政策，主要内容是提高电信设备的综合折旧率，对代表当时最先进技术的程控电话交换机还特别采取了双倍余额法，要求电信企业在5年内将折旧提完，从而为电信企业筹集更多的建设资金。
机制体制嬗变
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刚刚开启时，我国对省区市邮电管理局实行以地方政府为主、地方政府和邮电部双重领导的管理机制，对市县邮电局实行以邮电管理局为主、省邮电管理局与市县政府双重领导的机制。在通信大发展时期，这种机制已经不适合新的市场形势，必须进行调整变革。
1979年，邮电部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调整邮电管理体系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邮电通信具有全程全网、联合作业的特点，为了有利于国家通信网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和统一指挥调度，有必要对邮电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以邮电部为主，实行邮电部和省、市、自治区双重领导，从而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该报告于当年6月获批。从1980年起，全国邮电系统实行新的管理体制。
特别强调的是，为鼓励农村地区电信业的发展，邮电部批准农村电话实行地方国营、集体经营和个体经营三种形式，而县以上的电信经营仍归邮电部统一管理。在三种形式中，地方国营为主体，它的各项计划纳入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的计划，由省邮电部门专门机构管理；集体和个体经营是农村电话的有效补充，所占份额逐年上升。其中，个体经营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电信企业广开门路筹集资金的有效途径。
为充分调动全网和各级企业发展的积极性，邮电部还在探寻有效的现代企业管理方式。从1980年起，电信企业在收支差额基础上实行“收支挂钩、差额包干、超额分成”的财务大包干办法，该方法调动了企业和职工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使得当年电信企业一举扭亏为盈，实现利润9400万元，而在此之前电信行业已连续多面亏损。此后，邮电部还尝试推出了经济核算制以及经营责任制，通过建立指标考核体系，实行奖惩挂钩，明确了企业的责、权、利关系。
技术跨越式发展
改革开放第一10年中，电信行业最可圈可点的就是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国坚持高起点、高技术、跨越式发展道路，采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生产线加以消化吸收与自主研制开发相结合、重在创新的三层次发展战略，使得通信能力不断增强，通信网络的自动化、数字化比重显著提高，我国仅用十几年时间，就完成了许多国家几十年才走过的路程。
电话交换机的演进一般要经历旋转制、步进制、纵横制、程控制四个阶段，我国跨越了纵横制阶段，于1982年在福州引进了全国第一套万门程控交换机，直接步入程控时代。在引进的同时，我国加强了自主研发的力度，1984年8月，自行设计制造的256路程控自动转报系统在上海电报局投产。1987年1月，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北京10万门程控电话工程4个局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