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舒华英
我接触移动通信应该说还比较早。1987年，原浙江邮电管理局和杭州电信局开始了浙江电信网的规划项目，我们受邀参与了对整个电信网的传输、用户需求、用户预测等项目的规划。杭州最早的无线寻呼、模拟制式的蜂窝移动通信网的规划也是我们做的。随后的几年时间内，我陆续参与了其他一些省市运营商的移动网络规划。
进行移动电话网的规划首先是对用户规模进行预测，当时移动还处于开始阶段，国内没有成熟的经验和资料可供参考。我们基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固定网用户的发展和用户数、移动终端的价格、人均收入和汽车保有量和发展趋势等因素，做出了移动用户发展的预测，在当时移动电话还是身份的象征、是奢侈品，因而预测出的规模还是比较低的。但后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通信网络的大规模建设，尤其是1994年联通成立后，竞争的引入使我国移动通信开始飞速发展，这是当时我们谁都没有预测到的。规划赶不上变化，在发展期的中国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20年来，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首先，通信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对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基础支撑作用，没有通信业的发展，就没有今天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回想上个世纪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国家的政策开放了，但是没有相应的通信设施的支撑，引进外资、经济发展都受到严重的制约。上世纪80年代中期，原邮电部委托航天部701所做了一个研究，研究通信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报告中有个结论给我的印象很深，即国家对通信的投入会对经济带来数倍的拉动效应，比如国家对通信业投入1元钱，通信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所产生的效益可以达到4～5元钱。
改革开放后，为解决通信瓶颈，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都在全方位地支持通信业的发展，此后的很多年里，我国通信业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态势。特别是移动通信，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移动从中国电信分离后，产生了雪崩式的发展，短短几年时间其规模就超越了固定电话，中国也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
作为一个普通移动用户，我从1995年开始使用模拟手机，再到后来的数字手机，我感觉不管是从功能还是通话效果等方面来说，都不能与今天的手机同日而语。不过就我个人而言，虽然今天的各种增值业务层出不穷，但我尝试的并不多，一是没有时间；二是现在的增值业务行业还不够规范，很难完全做到安全、透明的消费。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善于接受新事物的特点使得移动通信对他们的影响更为深刻，因为越来越多的网络应用和文化已逐步向手机延伸。手机文化的日渐形成和迅速扩展，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和习惯。对于这一新的变化，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正确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