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IPTV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可管可控”始终是中国IPTV及相关播控政策发展的绝对关键词。
2005年之前，国家决策层对于IPTV是禁止态度。如1999年“国办82号文”、2004年“广电总局39号文”都明文规定电信部门不得从事视频业务。伴随全国三网融合的大潮，决策层对IPTV的态度慢慢转变，国家开始采取发放牌照的方式管控IPTV—IPTV随之步入合法阶段。
2005年3月，广电总局给上海广播电视台颁发了全国首张IPTV集成运营牌照。随后几年，广电总局又陆续给CNTV、南方传媒、杭州华数、江苏电视台颁发了IPTV牌照—中国IPTV初现全面启动的格局。这段时期，国家在政策上也适当放宽，2008年“国办1号文”就对电信行业有条件参与视频业务明确表明了支持态度。
尽管IPTV步入合法阶段，不过由于播控模式不清，在05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关于IPTV的运营，没有形成一个为广电、电信双方共同认可的模式。由于绕过了地方电视台，百视通与中国电信合作开展IPTV的模式常常受到当地广电的封杀打击，广电总局也出台相关文件查处“违规IPTV”（比如2010年“广电总局41号文”）—中国IPTV曲折前行。
在IPTV用户规模曲折增长的同时，一个能被广电、电信双方认可的IPTV运营模式亟待出台。2010年，广电总局发布344号文，首次确定“未来IPTV播控平台采取两级架构”，为IPTV集成总播控平台的建立确定方向。
进入2012年，随着三网融合的不断推进、IPTV不断得到正名的同时，其“可管可控”也更加引人注目。2012年2月，CNTV和百视通就IPTV集成播控平台合并召开了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将以中央电视台开办、中国网络电视台建设和运营的IPTV集成播控平台为基础，建设和完善为全国唯一的IPTV中央集成播控总平台。2012年6月，广电总局颁发的“43号文”更加明确了IPTV的“可管可控”发展方向，并且进一步厘清IPTV运营各方的相互关系。
IPTV运营模式的转变：
从百视通到CNTV
在2012年之前，各地发展IPTV主要是“1+1”的模式，即IPTV牌照商和电信运营商合作运营IPTV。
在这种模式中，上海广播电视台旗下的百视通无疑是最大赢家。百视通与各地电信运营商纷纷展开合作，共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IPTV。截至2011年底，百视通一共发展用户约1200万户，占全国IPTV用户的90%以上，江苏、上海、广东、浙江这些IPTV大省/城市无一不是百视通的发展区域。与百视通的遍地开花相比，这段时间CNTV在IPTV上的动作不多，只有云南、四川、山东等少数几省有发展。而国内其他几家IPTV牌照商，则更是在IPTV运营上鲜有动作。
2012年以后，IPTV管控力度的不断加大，广电总局43号文确立了未来IPTV运营的“1+1+1”模式，即“总平台牌照商（CNTV）+分平台牌照商（地方电视台）+传输服务牌照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电信运营商）”的模式，而之前百视通主导的“1+1”模式逐渐淡出人们视线。2012年，无论是年初的辽宁IPTV用户平台切换，还是近期深圳、北京和河北先后签订的IPTV合作协议，都是这种“1+1+1”模式的落地。
笔者认为，相比于之前“1+1”的模式，广电总局2010年“344号文”提出、2012年“43号文”确立的“1+1+1”的IPTV运营模式将地方广电的利益纳入考虑范围，从而保护了三网融合中相对弱势的广电一方。这种“1+1+1”的模式更合理地兼顾了电信和广电的利益，更能适应中国IPTV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