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针对华为、中兴的报告，在国内仍然在引发热议，有些人士认为中国应和美国一样举起保护主义旗帜，约束美资企业如思科等在中国投资。我们则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近30年取得成功的钥匙，中国要做的不是关上开放的大门，与此同时，应该继续坚持开放精神，但向美国学习，把握经济开放与信息安全的新平衡。
美国开始走向反面
“美国的国家事业就是企业。”这是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第30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的名言，深邃地指出了企业与国家兴衰的相关性。纵观美国崛起的两百年历史，正是依赖一大批高成长的企业，无论是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福特、IBM、微软、思科、苹果等等，还是金融层面的高盛、花旗等等，从而奠定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企业是创造财富的发动机，是积蓄财富、容纳就业的蓄水池。
柯立芝是在一战之后任美国总统(1923年~1929年)，缔造了“柯立芝繁荣”。到1929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已经达到48.5%，他执政时期奉行的是“小政府主义”，执行减税、减少政府干预、开放竞争、自由贸易等政策。
美国当时开始构建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和大英帝国歧视性的“帝国特惠制”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一直到二战之后。
可以说，是法制、公平、开放、竞争，实现了美国企业的崛起和美国的崛起，这种崛起不是靠保护主义来实现的，甚至是靠与保护主义的斗争而实现的。这种开放和竞争精神，即是人们所理解的传统的美国精神。
但本世纪以来，美国开始走向反面，违背开放精神，打着各种旗号和幌子的保护主义迭起。最近几年对中国企业中海油、华为、中兴、三一重工等的各种投资约束即是代表。
过去20年美国经济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金融资本的过度与畸形发展，将美国从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为一个金融资本主义国家。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扩张，美国实体经济竞争力普遍减弱。这既是美国主动向金融资本主义方向调整的结果，也是美国各种要素高成本被动导致的空心化调整。
在这种背景下，众多美国企业要么自身也金融化，要么就是实体经济层面的竞争力普遍减弱，比如思科公司。
从2003年到现在，思科十年时间销售额仅仅提高1倍多，资本市场市值更是降得厉害，高成本压力之下思科几乎没有推出什么新的产品。思科与美国少数政客将此归因于来自新兴竞争对手比如华为、中兴的挑战显然是荒谬的。可以说主导思科发展的封闭思维起了很大作用，而坚持开放战略、全球配置产业链的苹果公司则取得了商业成功。
中国不能“因噎废食”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最近30年来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30年前一个封闭的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已经不可阻挡，在接纳全球投资、开放全球贸易方面，中国开放的程度与广度都走在了世界前列。
比如在电子信息产业，过去10多年，微软、惠普、苹果、思科等公司都在中国取得了大发展，都在中国拥有广大的市场存量和增量。他们在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充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利益分享者。作为世界领先的科技企业，他们在中国似乎并未遭受贸易歧视、投资歧视待遇，类似中国企业华为、中兴当前在美国所遭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