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一切，都是国家大包大揽留下的后遗症。
中外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充分表明，创新的动力绝不可能来自于政府，只能来自企业自身。中国电信业的创新，成功的案例同样来自企业内部，通信制造业中的华为是典型的案例，如果华为从创业第一天起就被政府包着裹着，华为可能至今仍是一个张嘴等奶吃的孩子。大唐移动本可以在竞争中获得良好的发展机会，但政府插手太多、太深，谁都想在中国TD-SCDMA的发展中指手画脚，一个小媳妇硬是让无穷多的婆婆搞的迷失方向。大唐信威是中国无线通信技术创新的领先者，Mcwill无线传输系统当年曾领先WiFi，但最终不是四死在竞争市场，而是死在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之中。下一步我们可以看看联通沃3G的结局是什么。依靠政府投资，依赖政府对垄断的保护，未来三大电信运营商在创新领域能搞好智能通道就算对得起国家上千亿的投入了，再痴人说梦，恐怕当竞争市场迫使虚拟网和转售必须推出后，三大运营商真的要靠卖办公大楼来发工资了。
现在回过头看，特别是这次谷歌收购摩托，微软收购诺基，我发现中国的电信运营市场还有许多事情要解决。一是公平市场如果不建立，对民营资本不有效开放，中国电信运营商早晚就是摩托和诺基的结局，即便国家保护它们，总有一天这块壁垒也守不住；第二，在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的竞争市场，中国三大运营商不是扶不起的阿斗，而是甘愿让政府把自己当阿斗呵护的行政寄生虫，所以，不可能主动创新；第三，不公平的竞争和要素市场紊乱的格局，完全有可能把华为、中兴这样的中国“科”字号企业拖垮、拖死；第四，目前在全部央企中，只有电信运营业还有打破垄断的一丝希望，所以，改革的局部突破尤为重要。
因此，现在必须在以下方面实现突破。
第一，让三大电信运营商溯本归元，真正回到独立企业的位置，将投资经营权全部交给运营商，而不是由相关部位盲目干预和无效指导。
第二，取消国家财政和主管部门对三大电信运营商的直接投资，运营商的投资与新业务的发展资金全部由金融机构信贷支持，或由运营商自主融资，彻底切断电信运营商对国家投资的依赖，消除低效率、高成本使用国家专项投入的弊端。
第三，对于普遍服务类投资项目，由金融机构设置专项基金，国家予以信贷贴息。
第四，电信管理部门重新定位对电信运营商的考评标准，其一，重点考察运营商的高端技术投入和投资效果；第二，重点考评运营商在国际同行业中的综合竞争能力；第三，重点考评运营商重大技术（比如智能网）的互联互通、技术标准相互融合（比如苹果智能手机在三大运营商机卡共用标准的谈判和市场推广）等。以法律标准替代过去的行政管理，以法律原则实施独立监管的职能。
第五，国资委除了考评三大电信运营商业绩指标外，必须要求运营商在上缴税金的同时，每年向国家交纳红利，取消红利返还，以红利作为企业发展资金的做法。
总之，面对国际电信业的巨大变化，中国电信企业要在逆境中奋发图强，一是要靠科技发展，二是要靠企业自主发展，三是摆脱政府保护，四是正视市场开放和新的竞争对手的进入，五是国家要加大开放力度，以法律管制替代行政管制。
二、独立监管机构的建立，要首先剥离行政权与投资权
建立独立监管机构是促进企业按市场竞争原则发展的基本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