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14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在审议通过中国电信重组方案时，同时研究了中国联通的改组问题。会议明确了改组联通的几个原则：一是在摸清联通公司现有股权的基础上，按国家有关规定对各类持股者的责权利关系进行规范；二是对联通公司国有资产实行产权管理一体化，改变目前由各股东各自为政、按区域分别成立联通分公司的局面，将各部门所属的国有资产统一由联通总部进行资本运作；三是联通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组建若干专业运营公司，在总部的控股下，实行自主经营；四是就铁道、电力等部门的网络资产注入联通公司问题作出决策；五是信息产业部要根据国务院的决策，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落实扶持联通公司的有关政策。会议要求联通公司在信息产业部的指导下，尽快提出一个可行的改组方案，报国务院审批。
根据朱镕基总理的指示，1999年4月14日下午，吴邦国副总理主持会议，专题研究中国联通的重组与发展问题。会议认为，在加快中国电信重组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大对联通发展的扶持力度，尽快提高联通公司的整体竞争力，促进我国电信业的改革与发展。经过研究，会议提出了扶持联通发展的一揽子建议：一是将正在组建的中国寻呼集团公司成建制划入联通公司；二是我国CDMA移动通信网建设与经营统一由联通负责；三是将1998年国家发行的1000亿元财政债券中用于支持联通公司的10亿元转作国家资本金；四是同意联通建立国际出入口局，开办国际电信业务；五是信息产业部要根据联通公司发展的需要，从信息产业系统选调部分通信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骨干，充实到联通公司。
在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在信息产业部的具体运筹下，扶持联通的各项重大政策措施短时间破土而出，联通由此迈上了走向新生的重组之路。
1999年2月，国务院对联通的领导班子作出重大调整，正式任命原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杨贤足为中国联通党组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信息产业部根据国务院的要求，选调一批司局级干部充实联通的领导力量，任命原信息产业部计划司司长王建宙为联通常务副总经理、原中国电信（香港）董事长石萃鸣为副总经理。再加上后来并入中国联通的国信寻呼公司的主要领导葛镭、李学谦等，一批具有深厚邮电背景且管理经验丰富的高管“空降”联通，为联通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另外，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杨贤足还开列了一个300人的技术业务骨干名单，信息产业部大部分予以满足。
为了迅速壮大联通的规模实力，国务院将正准备上市的国信寻呼成建制划入了联通。根据最初的电信改革方案，1998年9月，从中国电信剥离出来的全国寻呼业务单独组建了国信寻呼集团公司。截至1998年年底，国信寻呼拥有总资产168亿元，净资产69亿元；公司主营业务收入90亿元，利润总额13.6亿元；拥有3400万用户，占全国寻呼市场的60％以上。可能今天的人无法想象，当年寻呼业务（俗称“BP机”）还是一项十分红火的业务，用户规模远远超过移动电话用户数，而且现金流充裕，利润可观。为了满足上市的需要，在寻呼业务剥离时，几乎没有背负原有企业的负债、离退休人员等包袱，称得上是优质资产剥离。因此，当1999年5月20日，国信寻呼带着比“婆家”多出两倍的净资产、能赚钱的买卖和一大批经验丰富的管理技术人员，正式“嫁”给中国联通时，人们戏称是“大家闺秀嫁了个穷秀才”。应该说，国信寻呼成建制并入联通，为联通的成功上市和加快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如此，联通还从上到下获得了一批具有丰富电信运营经验的人才，这对人才匮乏的联通来讲也是十分可贵的。
中国联通的发展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的紧迫问题，国务院要求信息产业部予以解决，但此时的信息产业部已经实现政企分开，自身并没有钱。怎么办？吴基传经过深入思考，决定从当时尚未明确归属的中国电信（香港）公司调拨部分资金。他要求时任中国电信（香港）公司董事长的王晓初，减持中国电信（香港）所持有的香港电讯的部分股票，筹集5亿美元上交财政部，财政部再将40亿元人民币作为国家资本金拨付联通。当时有人提出，这种办法是否合法。吴基传解释说，中国电信是国有企业，卖出部分股票符合国家关于国有股减持的政策。为支持联通的发展，财政部还把1998年国家财政债券中用于支持联通公司的10亿元转作国家资本金。国家还为联通提供了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与此同时，联通法人股资本金也从13.4亿元增加到31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