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家金融安全，涵盖银行安全、货币安全、保险市场安全、股市安全等众多方面，指的是系统性的安全与风险。虽然企业个体构成了整体市场的一部分，但维护金融安全的实质是通过立法、监管、宏观政策调节和市场引导来帮助一个国家的经济体规避整体性、而非个体性的市场风险。金融安全最重要的保证来自于国家的经济实力、货币和外汇制度以及金融体系和预警机制的完善。
作为消费者，你买了两包鸭脖一件T恤，她买了两支口红一瓶隔离霜，这些数据汇总起来或许对境内外的食品、服装和化妆品厂商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与国家的金融安全相距甚远。
我当然理解，支付宝不仅仅在淘宝平台上被使用，在很多其它电子商务的平台上、甚至在一些行业应用市场同样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几乎所有这些电子商务平台和行业应用市场都是高度市场化的。支付宝由于淘宝的强大，在电子商务支付领域奠定了自己领先的地位，获得了较大的市场份额，但它并不具备天然面向整个支付行业的垄断优势。在一些细分市场，它甚至连领先优势也谈不上。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支付宝拥有再多的客户信息和数据，这些数据加在一起，无非也仅仅是构成了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各行业统计数字的一个子集而已。它们或许可以作为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候的一个参考依据，但本身难以构成金融安全的核心要素。
还有人说，支付宝之所以关乎国家的金融安全是因为它接入了银行系统的网关。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国最重要的四大商业银行都有外资股份，各大银行也都有与外国信用卡机构联名发行的信用卡。如果我们的银行系统真的是那么脆弱、神秘、不可触碰，那么作为提供基础金融服务的商业银行为什么还会允许外资进入？
退一万步说，就算支付宝真的掌握了关乎国家利益和金融安全的核心数据，那么这样的数据似乎应该交与政府掌管，而不应让一个由两个自然人发起设立的公司成为它们的实际拥有者。
2. 支付宝是否可以被外资持股、控股或协议控制？
这是一个行业准入政策的问题，显然不应该只针对这个行业里的某一家公司。因此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所有从事第三方支付行业的公司，是否都可以被外资持股、控股或协议控制？
只要有准入问题，牌照就是一道硬门槛。从ICP到视频，从游戏到影视，从医院到零售，从担保到支付，中国几乎各行各业的企业都会面临牌照的困扰。过往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政府部门在准入审批和拍照发放方面价值取向通常都是稳字当头，宁可趋于保守也不会趋于激进，宁可过度拦截也不能轻易放行，宁可模棱两可也不愿明确许可。但实际上这种有意留白、过度监管、审批为安、一切唯牌照论的价值取向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和行业变革的要求。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协议控制”—也就是业内人常说的“VIE结构”—应运而生。所谓VIE结构，是指境外注册的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与境内持有相关业务牌照、在某些情况下也实际运营业务的实体相分离，前者通过一系列的服务协议事实上享有后者的全部或大部分收益并可在财务上实施并表的法律和商业上的制度安排。
VIE结构不是对监管的刻意规避和绕道而行，而是鉴于法律法规要求和监管现实的一种商业利益的制度性安排。这种安排有利于过度监管环境中的中国企业利用国际资本发展和壮大自己，也有助于提升中国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从某种意义上说，VIE结构是中国企业从自身及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在保证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对于政府部门在市场准入、外汇管理、IPO审批等领域的过度监管的一种市场化修正。
以互联网行业为例，每一家商业网站都需要ICP牌照。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ICP牌照只允许内资持有。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互联网企业在发展初期都需要经历投入大于产出的“烧钱”阶段，而国内的A股市场和人民币基金又不鼓励 “烧钱”项目。在这种情况下，获取境外风险投资几乎是互联网企业唯一的资本出路。为此，当年新浪的律师想出了专门用来规避牌照问题的协议控制结构，也称“新浪结构”，以应对互联网监管思路的滞后。在随后的十余年时间里，协议控制对中国互联网公司来说，几乎和时尚女孩手中的iPhone4一样成了标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