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老实话，这是写博以来让我最为纠结的一篇。
和很多人一样，我一直十分钦佩马云。我曾亲眼看到淘宝给身边那么多的朋友带来了那么多的便利与快乐。坦率地说，我觉得中国所有的电子商务公司和电子商务从业者都应该感谢马云—正是淘宝和支付宝润物细无声地帮助中国数以亿计的网民培养起了网上购物的习惯。虽然偶尔经过机场书报亭看到他在屏幕上神采飞扬会让我觉得他的公关团队做事情还不够精细，但当我在企业家年会现场听到他发自内心地同与会者讨论中国水资源的问题时，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有眼界、有魅力的企业家。
于私而言，我和马云虽不能说有多深的私交，但也算是朋友。在朋友面对危机、需要帮助的时候对朋友提出批评—哪怕是就事论事的批评，会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也不符合我心中对“朋友”这两个字的定义。但正因为这件事的主角是马云而不是别人，正因为他在青年学生和创业者中间有那么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也正因为有那么多采用了协议控制（VIE）结构的中国企业家们（其中很多同样是我的朋友）此时此刻正面临着来自海外的巨大压力和质疑，我又觉得有责任写点什么。这是让我最为纠结的地方。
于公而言，我的身后毕竟还有易凯。作为一家投行，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我们需要广交朋友，而不是四处树敌。本来我也完全可以像我们的某些竞争对手那样，在大谈海外投资人如何对VIE心存疑虑之后转身声明自己“只是个做买卖的”其实没有任何观点。虽然我的确同样也仅仅是个做买卖的，但我还是希望在做好自己买卖的同时能够看到马云所说的“新商业文明”在中国的孕育和萌生。也因此，即便我今天的做法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不理性的，甚至是愚蠢的，我在纠结了几天之后仍然觉得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是我唯一的选择。
在5月11日雅虎发布关于支付宝股权重组的声明后，我最早仅仅是觉得蹊跷，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马云把支付宝从外资控股变成了外资通过协议控制。这种事情在有准入限制的领域已经司空见惯，所以也没太在意，当时还以为雅虎的声明仅仅是一种谈判策略。6月3日，我在机场看到一篇《21世纪经济报道》的比较深入的报道，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再后来，是舒立的文章以及双方的短信交流。最终，6月14日，马云出山，直面记者。
在实时微博阅读了他的记者会报道并从他自己口中确认了一些基本事实之后，我才确信：在这件事上，我无法继续支持和赞同马云。
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为了让支付宝获得支付牌照，2009年6月，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口头同意了支付宝股权转移一事，同年7月24日的董事会纪要也明确说明了这一点。2009年6月，由马云和另外一个自然人发起设立的浙江阿里巴巴以1.67亿元的对价从Alipay E－commerce Corp.受让支付宝70%的股权。2010年6月央行相关规定出台，于是在2010年8月，浙江阿里巴巴又以1.65亿元的对价收购了支付宝剩余30%的股权。
根据马云的说法，这两次关于支付宝的股权转移都处于协议控制下。但在2011年一季度，央行发函要求支付宝做出关于“协议控制”的书面声明。基于对牌照审批形势的判断，马云在递交申请的前一天在未经雅虎和软银的董事代表许可的情况下单方面终止了协议控制，并于第二天把这件事事通知了雅虎和软银等股东，随即启动了相关的补偿谈判。
要想讨论清楚这件事，最重要的是要把一些看似关联的问题彻底分开进行讨论，否则讨论来讨论去还会是一团浆糊。这些问题包括--
1. 支付宝是否真的关乎国家的金融安全？
这是一个最本质的问题，也是很多其它相关问题的源头。
作为第三方支付行业的领军企业，支付宝拥有大量的客户数据，这一点毋庸置疑。这些数据加起来可以勾勒出中国消费市场的很大一部分轮廓，这样说应该也不为过。但即便如此，说这些数据关乎国家的金融安全，似有夸大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