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大唐振臂一呼时，企业的反应却出奇的冷淡。
TD联盟秘书长杨骅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还在大唐工作的他和时任大唐移动总裁的唐如安一家家地登门拜访，但根本就见不到企业的高层。拜访了10家企业，只有一家见到了公司的二级领导，“这是我们见到的最大的领导”。
经过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次的沟通说服，终于，有9家企业同意发起成立联盟，虽然绝大多数并非真正看好新标准产业化，完全是“出于道义上的支持”。但于大唐来说，这也已经是超出想象的好结果了。
2002年10月29日，联盟成立的前一天晚上，会场全部布置完毕，一家企业突然电话通知退出，理由是：参加联盟不确定能给企业带来什么，还可能以各种名目收很多钱，强扭的瓜不甜，大家只能一通手忙脚乱，改背板、改资料。而另一边，联盟内企业间的谈判还在进行，几个问题尚不能达成一致，多方电话会议与现场会议同时进行，一直持续到半夜两三点，联盟企业总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外国移动通信厂商织就的天罗地网中，终于可以搜索到中国信号
距离联盟成立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企业的代表们还在不分昼夜地讨论联盟的章程、组织架构、工作办法。因为涉及到自身利益，大家吵翻了天。不过回头再看，杨骅坦言当时“吵成那个样子是值得的”， “如果开始框架没有搭好、规则没有定好，TD产业联盟也许走不到今天”。
事实上，在其之后，仅中关村就陆续成立了几十家不同行业的产业联盟，但不少联盟某个企业的色彩太浓，鲜有像TD联盟这样完全是独立的第三方，并在产业发展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一个典型的细节，为了确保联盟的中立性，杨骅专门从大唐出来专心做联盟的工作。
这种积极地争吵帮他们廓清了很多原则性的东西，对3个有关联盟发展的关键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技术转移问题和企业间的合作问题，确定了创新性的处理原则和具体办法，而这一点，对产业联盟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为其他行业的连横发展、系统创新提供了一个经典范本。
联盟成立初期，一些死对头企业很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劲儿。联盟开会，有的企业领导话讲得很清楚：“有哪家在我是不参加的”，或者，“我参加可以，只要谁谁在我不讲话”。但是，共同的市场利益、重大技术问题一起攻关探讨的原则，要求大家必须摒弃前嫌，一致对外。于是，在这个行业里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奇特的场景：联盟内部，大家坐在一张桌子上，有问题共同探讨，而且可能后来还成了朋友；但出了这个圈子，彼此又相忘于江湖，为了各自公司的利益兵刃相见。
解决了关键问题的TD产业联盟，就像一个虽先天不足但后天喂养得当的婴儿，飞快地成长着。而惊人的发展速度，令国外的同行目瞪口呆。2008年，杨骅到欧洲参加技术交流会，当听到杨骅说中国有1.8万个基站却还处于预商用试验阶段，来自德国的会议主席吓了一跳：在欧洲，1987年开始研发、2005年真正成熟的WCDMA标准，全德国不过有5000多个基站！
在外国移动通信厂商织就的天罗地网中，终于可以搜索到中国自主的信号了。截至2010年年底，在移动、联通、电信三分天下的国内3G市场，TD-SCDMA占有45%的份额，其中，国内厂商的市场份额由2G时代的5%飙升到80%。
战略意义远不止于此。
TD产业联盟的建立过程，还给国家培养了一支国际标准的人才队伍。杨骅戏称，锻炼出了一支“用英语吵架很溜”的队伍。
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摸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创新办法：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落后的国家如何赶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