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建宙透露，由我国主导的4G通信技术将在7个城市进行试点。此时，距这个被称为TD—LTE—Advanced的4G标准成为国际标准不足半年时间，距我国主导的3G通信技术在全国商用也仅两年时间。
惊叹4G通信技术的高歌猛进之际，也许鲜有人会注意其背后的故事：这是一场有关国家利益的战争。
每一个标准背后，都是一个国家的利益
这场战争，发端于1998年。是年，国际电信联盟公开征集第三代移动通信(3G)技术标准。
与其他行业不同，移动通信行业历来是跑马圈地，先入为主。原因很简单，移动通信对网络前后的一致性和设备间切换的便捷性要求极为苛刻，哪个运营商也不愿意承担后期高额的维护成本。
囿于国内通信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移动技术标准上，我国曾经采取了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欧美7个国家的8大公司几乎控制了整个全球市场，标准在别人手中，中国的企业没有任何主动权，结果是技术没换到，市场也放了出去。
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移动个人用户，守着让所有人垂涎欲滴的市场大蛋糕，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在这里赚得钵满盆满，真金白银哗哗地流进国外企业的腰包。
“每一个标准背后，都是一个国家的利益。”时任3G无线传输技术评估协调组组长曹淑敏的的话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要改变这种窘况，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掌握标准。
1998年的3G标准征集，是一个机会。顶着国内诸多关于中国“能否玩得起这个游戏”的质疑和争论，国内组织权威专家进行反复激烈的讨论，1998年1月的香山会议，时任邮电部科技委主任的宋直元坚决地拍了板儿。2000年5月，中国申请的TD-SCDMA终于被正式批准为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
仅凭一家企业，这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使命”
有了白纸黑字的标准，还必须完成关键技术突破并将其产业化，才能真正转化成生产力。这个历史重任，落到了标准的最初提出者大唐电信集团的肩上。
当时，国内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社会各界普遍对TD-SCDMA标准缺乏信心，鲜有支持者，多数企业站在一边静静观望。
与此同时，TD-SCDMA在技术研发等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大唐推动新标准产业化的步伐，从与西门子合作开发基站开始。但很快他们发现，整个产业链上其他环节的产品和企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每一个环节都要自己来开发。大唐意识到，仅凭他们和西门子，这肯定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使命”。
此时的TD-SCDMA，濒临研发难以为继的边缘。严峻的现实迫使政府相关部门和国内通信界更深层次地思考TD-SCDMA的未来发展：只有形成一个产业联盟，上下游的企业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国内主导的移动通讯产业链。
知易行难。彼时的国际国内形势都非常不利：TD-SCDMA和CDMA2000、WCDMA虽然同为3G的国际标准，但发展的成熟度不可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