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观国际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第二季度无线音乐市场营收中，中国移动约占75.3%，中国联通占16.2%，中国电信占5.7%，无线音乐的CP和SP仅占3.8%。很难想象，失去移动业务关系后的成都娱音，在CP市场还能有何作为。
蹊跷股改
不过，时间转回到2009年，事业如日中天的成都娱音正为上市忙得如火如荼。从2009年底成都娱音提交股改申请到最终完成股改，前后费时不到一个月，足见当时各方对其上市的支持。
成都市政府金融办《关于成都娱音科技有限公司股改筹备上市的建议函》显示，截至2009年11月30日，成都娱音经审计净资产为4458.18 万元，拟折合股本4100万元。按照《公司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规定，新设立的股份公司需成立三年后才能申请上市。为了推动企业尽快上市，成都市金融办给予的建议是，建议成都娱音通过经审计净资产折合股本的方式进行企业工商变更。据工商登记资料，截至2009年12月27日，该公司名称已变更为“成都娱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各方大力支持火速股改的背后，还有股权转让和变更。2009年11月底，原公司两个大股东杨超和谭春陵分别将8%和7.5%股份转让给赵海丽、李宬、邹安琳、姜宇、李凌、姜再军、余峰、刘江、杨峣、李红、朱麾、黄玲，以及邦德国际广告有限公司(下称邦德)等，转让完成后，股本则从100万股扩充为4100万股。
多位接近谭春陵的人士称，这轮进来的自然人股东多有各种过硬的关系和背景，不乏代持。
本刊记者根据转让价格计算发现，在这一轮股权转让中，杨超和谭春陵通过转股部分账面获益2600多万元，转股溢价375倍左右。不过对杨峣、朱麾、王辉三名自然人股东，杨超和谭春陵都是“原价”转让，放弃了原始股东溢价权益，相当于这三人与原始股东一样享有后续引资带来的溢价。其中杨峣同时也被任命为成都娱音科技成都分公司负责人。
“这种‘白拿’手法，是典型的利益输送手段。”一位熟悉资本运作的人士称。
比谭春陵持股更多的第一大股东杨超(37.87%)，身份也颇蹊跷。出生于1977年7月的杨超，于2007年5月17日入股成都娱音时年仅 30岁，当时杨超从谭春陵等人手里购买了50.5万股，超过谭春陵的49.5万股，成为第一大股东；此前谭春陵持有公司92%的股份，为绝对控股大股东，李心泽为持有另外8%股份的小股东。李心泽、谭春陵均是与张锐关系甚密的“入川三人组”成员(参见本刊2010年第30期封面文章“电信隐形人”)。
就在杨超入股前一周，2007年5月11日，成都娱音获得了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经营许可证，业务覆盖范围为四川。之后成都娱音获得了四川音乐无线基地内容支撑运营合作商的三年合同，由此插上了迅猛发展的翅膀，营业收入与企业利润均逐年快速增长。
2009年12月底，成都娱音在完成第一轮股改增资后，又进行了第二轮定向增发。增发前，成都娱音股份总额4100万元，每股面值1元。根据增发扩股协议，向特定对象定向增发500万股普通股，发行价格为9.1429元/股，全部以货币现金方式认购，其中向北京弘毅泰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定向发行 251.5625万股，向金石投资定向发行109.375万股，向王学芬定向发行76.5625万股，向李红定向发行62.5万股。此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增至4600万元，股份总额增至4600万股。
在此轮增发中，弘毅泰达投资实际出资2300万元，金石投资以每股9元入股，实际出资1000万元，王学芬实际出资700万元，李红实际出资571.4286万元。四方合计出资4571万元。
以第二轮增发价格计算，杨超和谭春陵的股权又在第一轮引资基础上溢价9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