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山寨机正遭遇严打，其力度前所未有。再加之此前2009年，3G浪潮、运营商定制的出现，以及印度禁用无国际移动设备身份识别码手机的“劫难”，山寨机处处碰壁。
一些乐观的深圳山寨机试图沿着六百年前郑和西下的路线，推广“中国制造”。通过设厂打破可能出现的贸易壁垒，摆脱内销不振的困扰。
实际上，由于技术水平低下和产业链限制，出海设厂并不被看好，制造成本和海外政策风险都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产业链
“印度的外贸越来越不好做，但设厂有点夸张了。”张磊说。东北人张磊已经在深圳一家山寨机生产企业做了多年总经理。和很多山寨机公司名称一样，他的公司名也包含“科技”字样，由于深圳目前正“严打”山寨机，他再三要求记者隐去公司全名。他的公司在工商局注册过，但注册业务范围并非是做手机，而是“正在筹备中”的网站。销售人员和生产工人大概100人，在深圳华强北赛格科技园租下几间店面是销售部，工厂则位于龙岗区的高速公路旁，这是典型山寨机生产商的全部“资产”。
别看仅有100名左右的员工，但公司每月出货曾一度达到2万台，在2008年，每月出货甚至超过3万台。这些山寨手机超过一半销往印度、马拉西亚等海外市场。做了将近8年山寨手机的张磊估计，员工达到百人的山寨手机企业在深圳超过2000家，加上规模更小的肯定过万，由此解决的就业人口过百万肯定没问题。
2009年，国内兴起了3G浪潮，运营商大量定制出现，深圳山寨手机销量出现滑坡。张磊公司的手机生意也急剧下降，手机销价降低，人工成本和芯片价格上涨，每台手机获利从2008年的10%下降到3%—5%。更要紧的是，印度等国开始设置“壁垒”，海外经销商反映外销山寨机很多时候无法“入网”。“内忧外困”使得张磊和自己的同行们开始考虑出海设厂。
但张磊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山寨企业出海设厂基本属于“无稽之谈”。和他相熟的一位朋友在今年初便投资两百万，计划在印度建厂，就在当地招工，运营商也承诺给与入网优惠。但后来发现要面临的问题太多，因为配套的零部件厂商没有搬过去，需要从深圳运过去，在当地只能组装，这样可能导致成本更高，企业一下就进入了“前途未卜”的境地。
而不仅是海外办厂存在这样的困境，山寨机内迁也同样。2005年前后，在山东、重庆等地都有内迁山寨厂，但至今都不成规模，关键“软肋”便是没有完善产业链。
深圳百年通信公司营销部负责人对本报表示，以一台最普通山寨机为例，芯片由台湾厂家提供，其主板、屏幕、电池等20多个部件，参与生产的企业至少有20家，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是山寨手机生存的根本。
“华为、中芯都搞不定，我更不相信我们能行。”张磊说。
超大蛋糕?
和张磊的“消极”相比，乐观者认为，深圳山寨机“下西洋”大有可为。
深圳移动通信联合会在今年4月曾组织多家手机企业远赴南亚考察。联合会秘书长唐瑞金告诉本报，印度目前手机用户5亿，但手机普及率不到50%，农村普及率不到20%。印度每月新增手机用户达1500万部,中国国内仅是印度的一半。新增份额中，中国手机则占1/3份额，约6000万部。
中国手机由于价格低销售潜力看涨。唐瑞金说，在印度，拥有一款黑莓手机是身份的象征。黑莓Q3在钦奈（印度第四大城市）已缺货，原版3000多元，中国货600多元，价格只有原版的1/5。低端黑莓手机，中国货价格更低得惊人，售价仅为180-300元。唐瑞金还兴奋的说，印尼这种状况更为明显，这个人口超2亿的国家手机普及率还不及印度。
不过，协会的考察报告也显示，在印度市场，中国手机面临越来越大的来自竞争对手的威胁。印度第一大移动运营商BhartiAirtel已与苹果签署了协议，在未来几个月内将iPhone引入印度。在印度手记市场国际品牌排名前三位分别是诺基亚、三星、索爱，没有一家中国品牌。
上述营销部门负责人分析，山寨手机核心是芯片，但目前台湾厂家还无法向深圳山寨厂提供3G芯片，这是山寨厂衰落的原因之一。印度目前手机普及率低，但对于IT发达地区，3G潮流来得可能比中国还要猛烈，山寨机将面临比国内遭遇的更大的挑战。
深圳市手机行业协会则对企业赴海外设厂持保留态度，协会一位负责人对本报表示，山寨手机企业多为中小企业，不具备海外设厂的实力，随着手机制造业成本提高，外销手机利润日趋微薄，深圳将有不少手机企业倒闭停产。手机企业当务之急是通过联合，提高在外贸中的议价能力，而非出海设厂。
而对于海外设厂可以利用廉价与国内的人力成本，还能省去巨额运费的说法，张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出海”手机以外贸居多，国外客商以零部件形式提货，在印度等海外市场自行组装，海路运费每台仅四五元，运费成本还不到售价5%，这点“成本”和别的风险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张磊说，“这个世界如果要制造手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成本会比深圳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