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安全审查应符合国际规范，而非突然的临时性审查，中方认为印度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资企业创造公开、公平、透明的投资环境。随后在5月21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陈健也表示，中方公司近期在印度的一系列电信审查中受到不公平对待，中国相关企业对此反应十分强烈，中国政府对此也高度关注，并已提出交涉。
我国政府已正式介入印度“封杀”中国电信设备事件。笔者认为，官方机构的介入使“封杀”事件上升到国家利益范畴，有助于印度充分认识“封杀”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而该事件的最终解决首先有赖于双方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照，同时也取决于相关公司的各种努力。
4月底以来，印度媒体连续披露本国政府“封杀”中国电信设备的消息。随着相关公司高层拜会印度官员，同时表示在印度设厂并启用当地人作为公司负责人以后，“封杀”事实大白天下。
然而，这种沟通换来的只是印度相关部门要求我国相关公司公开股权结构的结果。印度相关部门以安全理由“封杀”中国电信设备，这本就是创造贸易壁垒的一种手法，现在转而要求公开股权结构，等于是在寻找第二个拒绝的理由——试想，无论股权结构是如何都无法改变商业公司的事实，它们并不是窃取情报的谍报机构。
不过，在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月17日代表官方表态之后，笔者发现印度贸易部长阿南德·夏尔马在5月19日表示，“印度限制进口中国通信设备的纠纷问题不会影响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关系”，同时重申了所谓的“封杀”并未针对中国。笔者认为，这个表态“泄露”了印度的底线——他们并不希望所谓的“封杀”事件影响到两国的商务往来。
这只是官方隔空对话的初步成果。笔者认为，随着官方介入程度的加深，双方会在国家利益层面上找到某种平衡，从而最终解决“封杀”事件。印度财政部长不久前表示，印度希望本国GDP增长速度在4年内赶超中国，因此，所谓“封杀”事件更多的可能是希望调节双方贸易差额的借口。因为笔者发现，印度贸易部长在宣称“封杀”事件不会影响“两国贸易关系”时也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中国政府已经表达了将给予印度企业更大的市场准入权的意愿，尤其是在印度颇具竞争力的服务业和制药业领域。
中国相关厂商在印度设厂将增加印度的GDP，而雇佣本土职员将解决印度的就业问题，同时我国官方又许以其他领域的市场准入权，“封杀”事件的最终解决之日应该为时不远。据印度《经济时报》最近报道，今年2月份至今印度相关部门已否决了Uninor、塔塔电信、Airtel、Idea、Spice、沃达丰、Aircel等运营商在印度市场上与中国厂商达成的109个电信合同，华为、中兴通讯、UT斯达康等公司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希望这一事件尽快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