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月3日在美国全球首发那刻起，ipad成为乔布斯的又一台超级赚钱机器。在苹果公司光鲜的表面背后，隐藏的却是一条交织着劳动汗水与金钱暴利的利益链条。
在这个全球的链条上，有三部分与中国紧密相连：一是40万左右大多出生于1990年以后的年轻中国工人，拿着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基准计酬的底薪，在严格保密的生产线上消耗着他们一生中最为美丽的青春；二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组装厂，他们的毛利仅在2%到4%之间；三是以苏州联建科技为代表的零部件供应商，他们的毛利稍高，也只在8%左右。
事故
4月、深圳、凌晨6时，一群群睡眼惺忪的年轻人从10到12个人一间的宿舍涌出，冲向设在公共走廊上的洗手间。这里是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代工组装厂——深圳富士康的员工宿舍区。虽然工厂规定8点上班，但7点40打卡交班，之前还要做早会等准备工作，而且从宿舍到工厂还要走半小时，所以员工6点就得起床。
中午12点开始吃饭，规定吃饭时间是1个小时。但是生产线不能停，一般只能休息半个小时。
富士康的规定是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但因苹果方面的压力，往往是13天休一天，这样员工的压力很大，同时也不符合中国相关法律规定。但是知情人士披露，苹果要求代工企业签订企业承诺书，表明这样的休假方式和自己没关系。
每年的6到9月是苹果订单的最高峰，随后进入低潮期。代工企业也被迫开始裁人。富士康曾一次遣散员工上万人。这些遣散费用都是由代工企业来支付，不计入苹果的费用。
苹果的产品因为对外表面的处理工艺要求非常高，需要对表面进行严格的抛光，由于大部分代工企业受场地和条件限制等原因，不少女工都是满手血泡。
2009年7月至今，苹果在中国的代工厂已有接近上百人遭遇事故的公开记录。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最严重的要数联建“正己烷”集体中毒事件和富士康“孙丹勇跳楼事件”。
今年2月中下旬，联建科技百余名员工“正己烷”中毒，截至2月26日的数据显示，在整个“正己烷”中毒事件中，直接或间接涉及2742名员工，共有134人受影响。
除了“正己烷”事件，富士康的“孙丹勇跳楼事件”也被媒体广为报道。
2009年7月16日凌晨3时许，富士康员工孙丹勇从位于龙华基地的兆利花园A3栋12楼跳下。出事前，孙丹勇主要负责富士康苹果iPhone第四代N90的导入。7月10日，在给苹果寄产品时，一共为16台样机，但苹果最终只收到了15台。
7月13日，富士康观澜科技园区发现苹果样机丢失并汇报给孙丹勇所在事业群的环安课。7月15日上午，富士康观澜科技园区环安课开始正式调查，孙丹勇作为样机的经手人，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当晚，孙丹勇跳楼自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称，以前，一个企业一旦和苹果发生了故事，就等于戴上了一个光鲜亮丽的花环，但现在这或许是个“死环”。其称，代工企业本身也在检讨，这几年，他发现一个规律，代工企业发生的重大事件，基本都和苹果有关。
霸权
谁是“正己烷”事件的罪魁祸首？员工把矛头指向了联建，而一位离职的联建中层却把矛头指向了苹果的霸权。
上述联建中层表示，2009年8月联建在苹果的建议下开始用这种溶剂取代酒精让员工们擦拭手机显示屏，这种化学制剂在中国及台湾地区均非严控化学药品。联建一位员工说，正己烷比酒精更经济。据称苹果当时建议的理由是，其他工厂也在用，你们可以用看看。
在联建内部员工看来，“正己烷”事件后，联建的安全隐患并没有消除。该员工称，事件之后，苹果再次给出了新建议，建议用丙酮等溶剂。
一家苹果零件供应商表示，为在短时间提高良率，苹果会建议代工厂商试用其他在中国已经使用的不同化学药剂，如丙酮等易燃、易爆的高危品，虽然是遵循中国法规合法使用，但是在订单的急迫压力下，往往没法做好事先的工业安全评估及保护措施。
其称，联建“正已烷”事件是为了达成苹果极端的出货标准要求，而以员工健康为代价和厂长撤职收尾，而苹果则报之以更多的订单，联建的台湾母公司胜华科技的股价也因此在近来飙涨。
备受世界舆论指责的“孙丹勇事件”也被指与苹果有关。知情人士称，孙丹勇的悲剧本可避免。在出事的富士康苹果代工厂中，原本安装了监控设备，但苹果为了防止泄密而拆除了监控设备，并把生产车间围了起来，这被认为给了员工“上下其手”盗走样机的机会。事后，导致孙丹勇死亡的样机是如何丢失的也无从查证。
苹果被诟病的地方显然不止这些。除了干涉代工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苹果通过其强势话语权，已经渗透到了代工企业内部，甚至包括高层人事任命。
2009年8月，郭台铭亲点的接班人之一蒋浩良突然脱离鸿海一线核心业务，转为特别助理的岗位。早在他加盟鸿海之前，他曾在苹果公司任职16年。被郭台铭挖到鸿海后，借着当年的关系，他成了苹果订单的负责人。
知情人士称，鸿海之所以能拿下iPod、iPhone订单，除了这家公司强大的代工服务能力外，蒋浩良也被视为关键。在他任内，来自苹果的订单，一年创造的贡献，曾经占据鸿海集团整体营收的10%到15%。
蒋浩良的职位变动一度与孙丹勇事件联系在一起。上述知情人士却证实，这位曾经的“苹果人”正是被他的老东家赶下了台，具体原因仅仅是因为在一个iPhone小零件的成本控制上，没有听从苹果的调遣。据说，要求换人的电话直接找到了郭台铭——这个总经理要下来，要不然不跟你做生意。
类似的事件也在联建身上发生过。上述联建中层称，因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与苹果不同，联建的一中层干部也因此被迫调离。同样，要求换人的电话也直接找到了联建的高层。
在代工企业看来，苹果的霸道还反映在其强势的保密文化上，苹果为防止技术外泄而采取的令人窒息的保密措施令代工厂管理者和工人面临严重的心理压力。
在富士康代工苹果的深圳观澜基地有保安130余人，而且基地里戒备森严，如同一个工业堡垒，任何工人都需刷卡进门，保安则会对来往车辆的乘客进行指纹辨识扫描。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表示：“厂内各处的安检措施都非常严密，出门都需经金属探测器检查。只要发现任何金属物件，都会立即报警。”
可是苹果的要求不仅限于此，知情人士透露，富士康为苹果等需要严格保密的客户生产线设立的专职保安规模高达四五百人，是整个厂区保安数量的三倍多，而这个需要严格保密的客户主要是指苹果。
一富士康离职人士透露，做iMac和iPhone分别是两个单位，按照苹果的规定这两个老总是不宜互相往来的，苹果不希望他们有直接的沟通管道，他们前后经过同一个地方都是要避嫌的。至于iMac和iPod生产情况，他们相互完全不清楚。
上述人士说，苹果应该检讨的是他顽固到近乎无情的保密制度和以此为基础的所谓苹果保密营销策略，这种保密营销虽然有利于提升产品的认知度，但也直接对其他同类产品和代工人员造成了伤害。苹果每年发布的不具名的劳工报告也被其解读为营销的一种手段。
最低工资
4月初的江苏苏州。与往常一样，每天下午5点左右，在联建工厂门口，接送员工的大巴在厂门外排成一长条，工厂的大门会在5点半准时开启，待大门嘎吱一声打开，大巴就鱼贯而入，那些在5点半下班的工人们就搭乘大巴回到宿舍。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员工下班后都会自觉回到宿舍，与听话的女员工不同，部分男员工下班后会选择到附近溜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