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何廷润
国家无线电频谱管理研究所高级顾问、高级工程师 何廷润
近来,中国移动在多种场合表示希望政府主管部门在低频段(450~470MHz和698~806MHz频段)中增加更多可用于TDD的频谱,并形成频率规划建议提交ITU,以促进形成有利于TDD发展的正式频率规划。
根据3GPP已确定的LTE标准,LTEFDD定义的频段为698~806/862MHz、2500~2690MHz频段,共298MHz,己规划用于2G和3G中FDD业务的频段;TD-LTE定义的频段有1850~1920MHz、2010~2025MHz、2300~2400MHz和2570~2620MHz,共195MHz。可见在低频段频率规划中,3GPP明显倾向于LTEFDD己成为不争的事实。于是,中国移动首先在国内纠正低频段频率规划对TDD不公现象,进而在ITU层面为TD-LTE争取合理的低频段频率资源,这种做法十分必要也非常急迫。
但是,中国移动为TDD提出的低频段频率规划方案却是说易行难。
其一,主要难度来自于竞争最为激烈的698~806/862MHz(统称700MHz)频段。电视数字化后,700MHz频段中释放的频率可实现更佳的覆盖和楼内穿透性,同时运营商也迫切需要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覆盖连接,因此在国际上被称作“数字红利”。
在我国,该频段牵涉到广电与电信之间的利益纠葛,广电部门具有470~806MHz广播电视频率的规划权、分配权及使用权。虽然广电表态计划在2015年完成电视模数转换后,将部分700MHz频段让给无线宽带使用,但随后广电也明确表示,未来电视频道还要进一步细分,频道数的增加会对频率资源提出了新的需求,而移动多媒体广播、高清电视、车载移动电视等新业务对无线电频率也有新的需求。可见,以电视数字化而节省的频率来用于支持电信的宽带移动应用,还面临一些困难。
目前,我国约有3亿用户是通过无线信号收看电视节目的,保障他们的利益是电视公共服务的最大体现。因此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从国家层面保护公共服务有可能成为优选。笔者认为在我国2015年将698~806MHz频谱规划给TD-LTE使用还存在一定困难,即使在2015年后,TD-LTE利用此频率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在此情况下,政府主管部门很难在698~806MHz频段进行TDD的频率规划。
其二,由于3GPP己将698~806/862MHz频段定义为LTEFDD使用频段,要在ITU-RWP5D会议上使其变更为TD-LTE使用频段,不但有理论、技术的较量,更有不同国家利益的较量与博弈。所以,政府主管部门需要在权衡各种利弊之后,方能作出决断,而此决断因各种利益的纠葛恐难定论。
其三,对于450~470MHz频段,并不适合LTEFDD对称频谱的配置方式,却很容易发挥TD-LTE对零散频谱高效利用的特点,应该作为TDD低频段频率规划。当然这也存在难度,我国在450~470MHz频段上既安排了农村模拟无线接入系统,也安排了专用通信系统,用于中央党政机关、军队、铁路、公安等部门专用通信和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指挥调度通信,以及一些应急通信。这些业务与频率的调整存在一定难度,在短期内难以清频。
总之,为TDD规划低频段频率有利于TD-SCDMA和未来TD-LTE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但是,面对国内及国际上的诸多难题,如若落实当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