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情况不一样，华为要面对国际竞争，应该说是做得很不错，当然这里面既有华为本身的努力，也有我们国家本身的一些优势，如国内劳动力成本、智力成本低的优势，另外还要得益于国内的广阔市场作支撑，使华为的产品得到锻炼，然后有利于走出去。华为有些设备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率排第一名，但是还有很多产品目前算不上处于第一流状态。我认为，整体上我们国家信息产业大而不强的状况仍然存在。华为PCT专利的申请在全球排在第4位，全球PCT专利申请量前20位的公司，有18个是信息技术公司，可以看到信息技术专利上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华为能排到第4位，很不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整个领域里面就很强了，现在这个统计只是从量上来统计。在最核心的技术上我们是不是也拥有呢，就拿我们现在常说的移动通信标准来说，我们有多少核心的知识产权呢？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电信技术》：对国内的运营业和设备制造业来说，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算强呢？
邬贺铨：前两年，电信研究院曾经做过一个课题，是电信强国战略，是原信息产业部下达的任务，该课题的报告提出了电信强国的标准，当然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并不是由几项打分打出来就能决定的。我认为，应该宏观来看，比如把中国摆在世界上来看。我觉得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要有信心，但也不要把我们自身估计得太高，最关键的还是实事求是。
《电信技术》：我们国内的运营业、制造业在过去一直处于一个追赶的过程，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处于这个追赶过程中？另外，以后这个差距是否能迅速地缩短？
邬贺铨：过去的追赶过程从政策上说是正确的，比较符合当时的实情，毕竟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发现跟人家差距这么大，希望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当时我们用不着太多地考虑网络建设技术上应该怎么选择才是对的，人家已经走在前面很多年了，已经通过反复的实验证实，所以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能够比较快地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这是后来者的优势，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现在我们的网络建设已经走过了跟国外学习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国外现成的经验能拿来用，有些我们需要探索，在这种情况下，人家先行者所付出的代价，现在要我们自己来付出、来摸索，当然可以说这也是中国对世界的一个贡献。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必须面对，在探索的道路上要看得更清楚一些，要思考，此时对创新的需求就更高了。因为探索是有代价的，当然我们要允许失败，但走错了要能及时发现，这个时候需要有判断力，需要有创新的思维。过去我们运营商是没有研究中心的，也没有研究院，接着发现自己需要建立研究中心和研究院。另外3G网络建设后，还有业务开发和商业模式问题，而且现在技术更新换代变化的节奏太快了，不可能说一件新产品面市，就可以管10年的收入了，现在需要不断地思考和探索。运营商、制造商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如果孤军奋战，代价会很大，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在运营商的市场需求推动下，设备制造商能够更好地开发产品，推出更多的应用，从而减少探索的代价，找到适应中国通信业发展的更好的道路。
《电信技术》：运营业和制造业的联合应从哪几个层面入手？或者说谁来协调这个联合？
邬贺铨：比如说我们现在试验NGN，包括实验NGI，运营商有好的想法，他并不会自己去做实验，设备制造商也没有现成的新设备给你。这个时候需要在国家一些项目的引导下，可以让运营商牵头，提出运营的需求，然后把有关的设备制造商联合起来，而且现在通信网络不仅仅是网络设备，还有终端、芯片、仪表、软件等，让产业链的相关产品同步发展，缩短探索的时间，降低探索的代价。
运营商转型为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服务要到位，政府和企业也要转变认识
《电信技术》：国内这几年运营商一直想向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但总体来说这个转型的过程很困难，转型的效果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快，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邬贺铨：电信运营商希望转成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希望能更多地面向大企业、政府，这种想法是对的，但这里是相互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的政府、企业是否具备这种意识和需求，一个是我们运营商服务是否到位。比如说如果是在过去，我们强调一个企业小而全、大而全，他干嘛要把他的东西外包出去，他没有这种想法，你想给我提供服务，我用不着，企业自己建个网络，搞个小交换机就可以了。后来企业在发展中发现，我并不需要什么都做，只需要做最核心的部分，其他能外包出去的成本更低、服务更好、更专业，我就包出去。这就是国外为什么这种外包比较普遍，给运营商转型提供的机会也就大。在中国，我们的企业也好、政府也好，可能还有一个过程，要让他认识到可以逐渐包出去。当然，有一些体制上的问题，如企业知道由自己的人做可能效率不高，转出去可能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但由于体制上的限制，目前只能留给企业自己人做，不能转，因为自己的人还得养着。我们还是处于一种改革过程中，还需要体制、机制上的促进。如果说有些比较好的政策使那些比较大的企业人员能够分流，把一些适合专业部门干的工作包给专业部门做，可能对转型为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的运营业更有机会。
当然，即便现在这样，也不是说一点机会没有。随着发展，某些企业可能需要一些新的部门，比如说原来没有呼叫中心，现在要建呼叫中心，这个时候他原来的人可能并不合适，在这种情况下，运营业利用自己的特长就可以给人家提供呼叫中心，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另外，还有一些大型的企业，他有自己的局域网络，甚至是一个非常大的专用网络，运营商就可以进去做，提供设计、维护、安装等服务。现在为什么推动有点困难呢，一个是运营商过去没有这个部门，甚至没有一个部门去专门面对一个大企业，现在建立了大客户部，但是比较多的还是一种上层公关和联络，运营商不了解人家里面的需求，也没有跨领域的技术人才熟悉他们的业务，但这条路还是要走的，尽管比较艰难，应该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相对而言，我们的运营商是国有的，服务于政府，服务于国有企业可能更方便一点。
电信网和广电网分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和不同的经营者，在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把两个网合并成一个，但是两网的业务融合应取得突破
《电信技术》：前段时间你提到三网融合的问题，三网融合其实说了很长时间，但是到底以什么形式体现更好或者说以什么模式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很多人都希望能看到一个比较大的进展。
邬贺铨：三网融合本质上没有一个比较严格的定义，而且三网融合的提法好像也不是很准确，什么叫融合，是不是变成一体就叫融合？本质上，电信和广电分属于不同部门管理的，也分属于不同的经营者，在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把两个网合并成一个，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很少这样做。电信和广电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网络，不但性质不同，经营也不同，管理也不同，这些是有差异的。我们现在所谓的三网融合是宏观广义的词汇，它是指可以允许电信的运营部门来传输广播电视的节目，也允许广电的网络经营者来传送电信的业务。现在之所以觉得这个问题说了这么多年解决不了，实际有体制上的问题。
《电信技术》：这种融合类型的业务，如IPTV、手机电视等出现的越来越多，最终将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邬贺铨：就你谈的这两种业务，可以说我们的体制已经限制了我们业务的发展。为什么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提出坚持改革开放，这说明我们很多地方改革开放还没做好，还没做够，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目前跨越TD-SCDMA发展TD-LTE的可能性不具备也不必要，对LTE的发展也不利
《电信技术》：这几年我国在通信行业自主开发方面最大的突破就是TD-SCDMA，TD-LTE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是现在也有人认为LTE发展过于超前了，现在就投入那么大力量是否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