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层面上讲已经尽量开放了。”9月22日，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曾剑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举是中国政府在履行WTO承诺时的一个步骤。
邓中元亦认为，门槛的降低有利于外资的进入。但是他认为，从短期来看，在外资参与国内电信业的方式上，将不会引起太大的变化。比如，在新的规定中，外商投资电信行业的持股比例并没有变化。新规定的相关条款显示：经营基础电信业务(无线寻呼业务除外)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外方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出资比例，最终不得超过49%。经营增值电信业务(包括基础电信业务中的无线寻呼业务)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外方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出资比例，最终不得超过50%。
邓中元表示，一方面，由于国内运营商需要运营3G网络的经验，这将让外资和国内企业的连接更加紧密；另一方面，由于牌照发放、投资比例等诸多限制，在参与实际运营上，外资运营商将仍然保持着在门口徘徊的身份，“在3到5年内，不会有明确改观的迹象”。
对此，曾剑秋认为，49%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已经能够保证外资的说话权利，而且，“外资和国内运营商的合作将逐渐走向多元化，此前以单一的持股为主，而以后则可以包括技术转让、技术合作，以及管理和服务上的合作”。
事实上，塞萨尔·阿列达就表示，西班牙电信能帮助新联通应对整合固话与移动业务的挑战。在其看来，作为欧洲全业务的运营商，西班牙电信的经验将是新联通所需要的。
“中国的企业需要3G运营的经验，需要服务3G服务的经验，这给了外资企业很大的机会。”曾剑秋认为，随着中国自主技术的发展，中国企业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继续和外资运营商继续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