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讲，什么是信息化？什么是信息产业？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进，产业的动力、渠道、机制是什么？恰恰是我们今天发展信息产业重要的前提，考察这一变迁过程，是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电信业的明天留给我们庞大的想象空间是巨大的。但是，在向信息化升级中，所有的产业完全可能站在同一个平台上，汽车、飞机、火车、电动车、马车、自行车、城铁、行人、商贩、银行等等都将在一个开放的、对等的平台上运行，相互融合并交叉，因此，维系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核心就是信用体制，而具体到电信产业上就是公平高效的监管体制。
所以，尽管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中国国内的电信业影响有限，但放眼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建立起电信业行之有效的监管制度，那么，在信息化的过程中，无序的行为将会在危机与矛盾出现时引发信息经济的混乱及崩溃。美国可以拿国家信用充添企业信用，而我国宏观经济转型、电信产业升级中，可以用作信用机制补偿的东西是很少的。
在改革当中，我们如何从信用缺失到有信用，怎么转变过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拿出七千亿救市，这7000千亿并不只是简单的救市场、救企业，7000亿救的是信用危机，保证美国的信用。所以次贷危机美国没有倒，最终美国的经济损失、金融损失都是非常微小的，它的实体经济已经转嫁到中国这样的国家，它的金融上的损害已经转到了世界各地，然后全世界来买它7000亿的救市资金，这7000亿肯定是能够赚过来的，因为这7000亿政府债券在市场交易上近似于抄底，在国家关系上则是高信用的政府债券。美国政府绝不会干赔本的买卖。
反思一下我们国家在这一轮的经济危机当中的救市行为，股市从6000点跌到1700多点，我们国家的证监会、财政部拿出1700亿去救市，救的是什么市呢？在2300多点的时候，大量的外国游资重新进入到中国股市，进来了以后，中国的股市一路下跌，跌到1700点，政府出了1700亿救市政策，马上把股市拉升到2300点以上，于是，短线外资开始逃跑，把1700亿的救市资金全部都卷跑了，结果股市一下子又开始跌，那些被已被套的老百姓在这一轮行情中没有解套，被套牢的基金也没有解套。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此次次贷危机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不在于经济层面，而在于对中国整个民族和国家文化的影响。因为文化是民族和国家信用体系的基础。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的信用体系仍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具体到电信业，原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等电信监管结构出台了大量的电信监管条例，其中有些已经形成了法律，之所以实施不下去，并不是政府官员行政能力低，也不是电信发展存在多大的缺陷，而是我们的行为本身存在缺陷，这种行为缺陷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文化缺陷所导致的信用缺失造成的。这次金融危机体现出来的中国和美国最大的差距就是信用差距。
中国的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银行中介在购房信贷操作中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笔者的一位朋友从银行贷款买房时，其所在单位开据的真实收实证明载明月收入3200元，银行拒绝贷款。这位朋友通过单位人事处虚开了月收入8万元的收入证明，并向单位写了证明，如果出现问题，一切责任自负，和单位无关。该人再到银行，银行简单评估后认为这个收入证明不真实，给这位朋友“支招”：找一个朋友开的公司写个月收入2万元的证明并盖章，银行就批准贷款。所以说，中国的商业贷款，尤其是购房信贷很多就是次贷，如果严格按照信用体制追究中国要爆发的房地产危机比美国要严重得多，只不过中国发生危机的所有损失只能由自己承担，而美国则将损失转嫁到世界各国。
4 对中国电信业监管的回顾与反思
当前，对中国电信业的研究陷入了一个误区：从单个点、单个问题的角度研究电信，缺乏系统性，偏重于就事论事的应急性研究，试图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中“撞”到突破点，时间跨度短，视野范围窄，为了应付当前政府的需要，为了应付当前学界的需要，例如对于垄断的认识、对于资费的认识、对于重组的认识、对于监管的认识以及对未来整个产业发展趋势的认识等。学术及政策研究囿于短期的判断，导致很多学者感到困惑，例如对于监管问题的研究，一些学者最后做下来心灰意冷，好像前面无路可走了，中国电信的发展好像已经到了尽头了。如果换个视角，放在改革开放30年的大背景中来研究电信产业，对电信业存在问题的认识可能会更深刻，对电信业未来的发展空间也会更有信心。
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颠覆式变革，未来中国电信业发展中的监管问题应该怎么做？
中国电信业的此轮重组即将完成，3G牌照发放后必将引发新一轮的巨额投资，市场结构的严重失衡呼唤非对称管制，而新监管体制的实施面临旧制度的抵抗和制度变革的风险。我们的制度当中缺少一种风险化解机制，所有的风险都要由中国电信业及其消费者承担，所有风险都要中国人自己承担。而美国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在一开始做次贷贷款的时候就考虑把风险转嫁给全世界。美国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全球的发展，美国的信用成就了美国独一无二的资本中心和经济中心地位。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城市迅速发展，但是，在企业信用、国家信用的积累上近乎于零
此次金融危机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很多观点，美国也开始反思格林斯潘的思想体系。中国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思想也难以经受此次次贷危机的考验。这说明，需要重新审视工业时代形成的传统经济思想，当代虚拟经济、知识经济的大发展迫切需要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和支撑。
工业时代，甚至后工业时代最主要的标志恰恰是我们国家在各种规划中引以为标准：
第一是做大做强，到后工业时代也要求企业做大做强，做出规模；
第二是强调GDP（忽视TFP（全要素生产率）对GDP贡献的结构变动）
第三，以技术绝对化来实现产业的垄断；
第四，要建立全球化的商贸体系，不断的划分经济的格局，实现垄断，以确立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大吃小的机制。
现代经济虽然还需要后工业时代的基础，但是以资本使用方式为重要内容的资本市场在经济中的地位已经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逐渐演变成为经济的核心中枢。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与之相匹敌的现代经济阶段。举例来说，到此次次贷危机为止，全球虚拟经济的市场价值已经达到实体经济的80倍。80倍是什么概念？今天1块钱你可以当80块钱使用。在后工业时代我们1块钱最多可以当5块、10块使用。再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中国移动集团资产规模庞大，网络和客户规模均居全球首位，但是其存在发展手段单一的问题，即单纯依靠CAPEX和OPEX的巨大投入去发展客户、扩大规模，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开展成本竞争，说到底这种做法连后工业时代都做不到，最多还是停留在中期的工业时代，还带有非常原始的垄断思想。当然，本文的思想并不是批判中国移动，这种思想和做法是由中国的特殊环境造成的。
当今天的世界经济正在变成以资本的全新形态主导整个生产经济活动运行机制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将是什么，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尤其是中国电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性产业，最具有技术性、网络性、现代性、创新机制的产业体系，在全球经济的剧烈变革面前，不能再就事论事，只谈论眼前的问题，而看不到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这次金融危机对电信行业带来的重大挑战，这种挑战不是产业的挑战而是思想的挑战，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运营商还是学者，都需要全新的思想创新，在这个基础之上研究电信产业链和监管才有出路。
过去电信业的研究走了很多弯路，总是评价对和错的问题，其实重组不存在对和错的问题，价格机制、垄断问题也不存在对和错的问题。不管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手段，首先要看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率。Google和微软公司的实体价值并不高，但是Google的虚拟经济至少是它实有资本的500倍到800倍，这就是虚拟经济。美国恰恰通过房地美和房利美创造了虚拟经济的膨胀，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没有错，但从他国的角度看，是美国很霸权，它把大部分的损失都转嫁给别人了。我们国家之所以没有受多大影响是我们国家由于开放不充分，由于没有严格遵守WTO的规则，由于我们对改革开放的理解不够，所以这次我们躲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