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九堂
摘要：因为政府查货伴随着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在股市和房市都暴跌的2008年夏天，深圳“山寨制造”俨然和“中国举重队”一样，成为最坚挺的代名词。事实上，根源于“中国经济三元化”的“山寨机”产业在经历一段疯长期后已经危机重重，因为“山寨”产业在打破现有游戏规则后，并没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新规则，其内在的“自我毁灭”机制和外部的“挤压”效应已经显现。
放大了看，“山寨”背后的民营/草根力量，既是改革30年来中国奇迹的动力，也蕴涵着中国经济的很多秘密，包括当下的经济问题。为什么“中国制造”频繁受抵制？相比印度,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一批世界级企业？为什么深圳“山寨制造”和中国经济在2008年一起陷入低谷？归根结底，因为中国经济的本质就是山寨经济，而深圳“山寨机”产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范本(欢迎就此和本文作者探讨panjiutang@gmail.com)。
“最近生意还好吧”？电梯只有我和这个斜挎小皮公文包、穿着像乡镇干部、衣服上有些汗渍、身上散发着烟味，神色匆匆的30多岁男人。作为一个刚入行的销售人员，这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搭话机会。也只有在2008年的夏天，深圳华强北赛格大厦的电梯才难得这么清静——就好像广深高速公路上堵车曾会影响全球PC产品的行情一样，赛格大厦电梯的拥挤和汗臭程度也可以部分反映全球手机市场的旺淡。
“好什么啊，现在做手机就是做机(妓)，不仅辛苦，最近还被人抓”。他把玩着手上一台还带着贴膜的新手机，并没有看我，自嘲地似笑非笑答道。在我反应出下一句话前，电梯门开了，他扬长而去，留下有些不知所措的我。不过，随着入行，我很快就发现“做机”这种自嘲竟然是这个行业的标准口头禅。
繁荣和坚挺的“山寨制造”
在深圳，类似这样做机的从业人员可能超过了十万数量级。由他们组成的2,000家左右手机生产商和贸易商，主要分布在以赛格广场、电子科技大厦和现代之窗等写字楼为代表的华强北，以及位于深圳中心区附近的车公庙工业区，并零星散落在深圳科技园等一带——大几十人以上的较大手机公司通常在华强北有销售办公室，并在车公庙或者其它较偏的地方有采购和项目管理部门，而很多小公司只在华强北有小型办公室且集各种职能于一体，只有少数大型公司有自己的组装工厂，而绝大多数公司的生产都是外包的——由于没有工厂加上业务往来以现金结算为主，相比江浙民营企业，他们的崛起和衰退都显得悄无声息。
华强北的写字楼里，隐藏着上千家“山寨机”厂商
每天，他们接收手机行业的最新流行信息，在网上或网下接见从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来华强北“朝圣”和采购的手机经销商，并通过和配合的手机主板、外观设计、模具、壳料和组装料供应商以及组装工厂和物流公司，在最短的时间以最低的成本将这些需求变成产品——围绕他们的零组件供应商可能数以万计，分布在深圳郊区及周边地区，从业人数以几百万计。
他们可能是这个亢奋城市里最亢奋的一群人，尽管很多人的眼睛看起来明显睡眠严重不足。就好像他们自嘲的职业那样，他们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到深夜结束，几乎没有周末。他们穿着随便，反应敏锐，有接不完的电话，语速极快而且有些焦躁不安，只有在和客人抽烟、喝功夫茶的时候，他们才会慢下来一会儿，有时会瘫坐在沙发里。他们很多人的办公室在深圳最高的写字楼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拖家带口去公司、当着客人大骂脏话和在茶几上抠脚丫子——他们中有人是海归，有人是博士，有人从前可能是手机店员，甚至也有人刚刚洗脚上岸。同样，他们也愿意在任何时候停下来，倾听新资讯和新想法，哪怕对方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
这些自称做机的草根英雄们，“官方”和主流媒体对他们的最新称呼是制造“山寨机”的“山大王”，取代了过去几年的“水货佬”、“黑手机”等称呼。如果说过去几年还只是《国际电子商情》这类敏锐的专业媒体有所关注的话，那么在2008年夏天，他们的名声达到了顶峰。在奥运会开幕前的2个月，作为这个“稳定压到一切”国家的媒体机器CCTV的报道，揭开了政府规范“山寨机”产业的序幕，也掀起了各类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评论——即使是中国最严肃、最受人尊敬的媒体《南方周末》，在奥运期间也不惜版面报道“山寨制造”，讲述山寨浪潮的第二波如何席卷数码相机和平板电视产业。在股市、房市和全球经济都暴跌的2008年，“山寨”俨然和“中国举重队”一样，成为最坚挺的代名词。
危机重重和欲罢不能
而事实上，表面风光的“山寨机”产业，在成功“伤害”并抢占了外资和所谓国产手机品牌的部分领地后，也开始了“自我毁灭”历程。由于大量厂商的低层次、同质化竞争，“山寨机”产业的真实状况是，供应过剩、渠道库存积压严重加上抛货不断，单机利润已经由人民币数百元，降至2007年的百元左右，到目前的几十元到几元不等甚至不少亏损出货，大多数“山寨机”厂商在为今天的富足甚至只是温饱搏杀，几乎没有人关心也没有能力关心明天的午餐在哪里。
2008年夏天奥运会开幕前查货期间的华强北写字楼
一位“山寨机”老板估计说，2008年赚钱的“山寨机”厂商不到1/3，另外1/3是持平，还有1/3是亏损的，而2007年赚钱的“山寨机”厂商比例超过1/2，2006年则几乎人人赚钱。而从事手机闪存业务的创兴电子公司市场经理潘华萍也表示，“山寨机”产业其实在2006年就已经达到了顶峰，2007则是2006年的延续，从2007年底开始，“山寨机”产业就进入了低谷，至今都没有大的起色。对于2009年，“山寨机”厂商普遍的预期是更坏。
正因为如此，“跑路”成为2008年的“山寨机”产业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即使是2007年最成功的“山寨机”厂商，也有想跑路的嫌疑。一家非常知名的“山寨机”厂商，在2008年初获得了大笔投资后，一改过去低成本和强调现金流的成功操作模式，开始大量铺货和大打广告，让业内人士看不太懂。联想投资一位分析师表示，他们今年出货没有去年好，还这么狂烧钱，好像有点玄机。这种举动，既可以解读为希望通过树立品牌做强，也可以解读迅速进一步做大销售额以便上市套现跑路。
创兴电子的潘华萍表示，事实上，2008年很多从业人士都在是否“跑路”中痛苦抉择。“跑路”的途径，要么是通过资本市场上市或者并购退出，要么是关门大吉或者人间蒸发，但无论是哪一条路都不好走。即使能够很顺利抽身，但这些人转行后又能够去做什么呢？
他们中有不少人都从当年的电话机/传呼机、VCD、音响、DVD、MP3/MP4等产业一路杀过来，汇集成一支越来越庞大的队伍，最后都进入了手机行业。我的一位朋友说，类似炒股炒久了的人对普通工作不再感兴趣一样，对于做过手机行业的人来说，其它行业都索然无味。
因为很少有合法的行业能够好像手机产业一让人亢奋和感到惊险刺激。它的独特魅力在于，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带来高额回报，同时也要求你高度兴奋和紧张，全身心投入，确保任何环节都不能够出错——一款“山寨机”的启动资金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产品规划到量产出货，慢则需要3-4月，快则1-2个月，如果大获成功，几个月后就是百万级甚至千万级的利润。如此快速的产品周期，既得益于深圳完善的产业集群和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也要求“山寨机”厂商极其有限的员工好像上足了发条般高速运转，有时甚至是夜以继日。
因此，一家手机方案公司CEO的名言是，我不炒股，因为比起股市，我们这个行业惊心动魄多了，比股市更有意思。另一个从手机方案设计转行去做儿童电子玩具的朋友，则深感生活突然变得悠闲，因为传统行业的产品周期是以年计，而手机行业的产品周期是季和月甚至是周。而夏新手机一位德高望重的技术掌门人，在短暂转战视频监控行业后，又回到了手机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