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剑秋指出，这份报告的出炉，并非一个单纯的公司竞争问题，中国政府不能保持沉默，如果仅仅单纯抗议对企业没有任何实质帮助作用，我国应该研究和出台相关的反制政策，涉及到政治层面的事情政府要出面去解决，涉及到贸易保护层面的事情需要国家相关机构和政策去出面应对。杨培芳也指出，由于美国是以政府的名义打压中国两个企业，因此中国除了外交部外，工信部和发改委应有相应声音回应。
如果遵照美国的逻辑，有专家建议，中国政府也仿效美国，对思科、IBM等跨国企业进行调查，相信得出的结论和美国调查华为中兴大同小异。譬如，亚洲、环太平洋地区和中国市场在思科总营收中的份额超过16%，中国是思科在该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市场。如果中国政府抛出次对策，思科可能会反映更为激烈。
梅新育同时指出，某些政策出台也许考虑其潜在负面作用，需要综合考虑其他经济和政策因素，把握好“度”，美国近年来的贸易保护政策损坏了其投资环境，导致不确定性上升，中国不能重蹈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