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我国正从话音业务时代步入数据业务时代，作为业务发展的重要支撑，网络基础能力成为运营商竞争的关键。

移动通信市场竞争格局演变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2013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我国移动通信用户正在加速从以语音业务为主的2G网络向以数据业务为主的3G网络过渡。图1显示了在2013年内，2G用户数量出现大幅负增长，而3G新增用户则创下新高。

与此同时，移动电话MOU值和点到点短信业务量均出现明显下降，移动电话户均本地通话时长和长途通话时长分别下降6.4%和5.4%，点到点短信业务量下降达13.7%，而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则达到了139.4MB，同比增长42%。移动互联网用户月户均ARPU值同比增长47.1%，达到20.4元/月·户，已经接近移动本地通话的ARPU值。

这些数据均显示出我国移动通信市场正在经历从以话音业务为主要驱动力向以数据业务为主要增长驱动力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网络基础能力对支持业务发展的重要性再次得以凸显。Strategy Analytics对比了三大运营商2013年下半年月净增移动用户数量相对2012年下半年同期数据的变化情况（如图2）。

Strategy Analytics研究发现，整体净增用户数量呈现下降趋势，这也反映了我国移动通信市场正在趋于饱和的宏观趋势。而三大运营商的净增用户走势则在2013年11月开始出现分化，中国移动的净增用户出现明显增长，而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净增用户则出现明显下降。尤其对于中国电信，局面更显困难，2013年下半年净增用户数连续出现大幅度负增长，至12月净增用户仅为区区11万。这一趋势与既有市场基础和网络能力有着明显的相关性。

凭借超过60%的移动用户市场份额、约80%的电信市场净利润份额，再加上率先起跑的TD-LTE业务，中国移动已经在LTE竞争中抢占了有利之机。3G时代已经出现的、逐步趋于均衡的市场发展趋势很可能被终止，市场份额可能向中国移动进一步集中。在此背景之下，运营商和监管机构应如何应对新的竞争格局，确实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

创新业务模式迎接流量经营时代

三大运营商面临的市场环境既有很大差别，却又充满相似之处。在网络发展路径方面，中国移动的TD-LTE之路清晰而坚定。虽然由于频谱资源的局限，使TD-LTE网络部署难度和成本加大，但中国移动凭借超强的财务实力和丰富的站址资源，仍实现了快速的TD-LTE网络部署，预计到今年年底，TD-LTE网络将覆盖超过300个城市，在LTE网络竞赛中保持领先地位。而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则很可能部署LTE FDD和TDD的混合网络。这虽然在长远上有利于发挥FDD和TDD系统的各自特点，通过融合组网获得综合竞争优势，但在短期内却容易使这两个本已在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的运营商，陷入顾此失彼的窘境。其中，中国电信由于CDMA EV-DO系统已无进一步演进的技术路线，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更为被动的地位，其竞争劣势已经自2013年下半年开始显现。中国联通虽然还能依托升级至42Mbps的HSPA+网络略作抵挡，但随着竞争对手LTE网络的迅速铺开，也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市场压力。

面对基础网络方面的劣势，后发运营商一方面需要加大网络部署的投入，尽快实现相当的LTE网络覆盖。另一方面，可以依托已经充分成熟的3G产业链，加大业务模式创新力度，以业务模式创新弥补网络基础能力不足，为LTE业务开展做好准备。而中国移动作为领先运营商，也应该避免利用价格战等陈旧手段来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而应该利用LTE网络优势，致力于业务创新和新兴市场开拓。毕竟目前传统电信行业普遍面临来自互联网行业的强力挑战，无论是为了公司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还是作为行业领导者的责任，中国移动都应利用自己庞大的用户基础和先进的网络能力，积极探索新型业务模式。

从全球市场看，美国电信市场就是运营商积极探索新型业务模式的典型。自LTE网络开始部署之后，市场领先者Verizon Wireless和AT&T并未利用自己的市场地位和LTE的先发优势开展大规模价格战，而是致力于新型业务模式的探索与开发。如Verizon Wireless率先推出了多设备共享套餐内流量的业务模式，有效地吸引了平板电脑等新型终端设备加入运营商网络；AT&T则在近日推出了名为Sponsored Data的后向收费业务模式，开辟了电信运营商与第三方公司合作的新型模式，开拓了新的业务收入来源。这些新型业务模式的探索都已经或正在成为其他主流运营商参考和模仿的对象，引领了行业创新的潮流，同时也有效地提升了运营商自身的业绩表现。Verizon Wireless和AT&T的用户ARPU值均已实现止跌回升，在2013年第三季度分别实现了同比1.9%和0.8%的增长。

作为市场位置和LTE部署进度均落后的运营商，Sprint和T-Mobile一方面通过多种手段筹措资金，加快LTE部署步伐（如Sprint获取软银投资、T-Mobile出售铁塔资源），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开展运营模式的创新。T-Mobile启动了Un-Carrier战略，革新终端补贴模式，赋予用户更大灵活性，实现了市场份额的大幅度上升。Sprint则利用其丰富的TDD频谱资源，启动Spark计划，推动TD-LTE和LTE FDD的融合发展，希望以TD-LTE作为差异化手段赢得市场优势。

目前国内电信运营商也已经开始了流量经营模式的探索和尝试。如中国电信近日推出“综合平台”，向合作企业开放网络能力，企业用户可依托该平台购买流量、分发应用、发展客户，运营商则可与企业实现用户资源互换，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合作的新模式。中国移动在LTE资费设计中，也引入了个性化资费、多终端共享等新型资费策略，为LTE业务的资费模式创新定下了基调。这些初步探索表明，国内运营商有必要、也有能力开发新型业务模式，探索流量经营的新途径。

保持有效竞争格局应为监管核心

在我国目前的行业管理体制下，行业主管部门同时肩负着推动行业（尤其是国有运营企业）发展和维护市场公平及消费者权益的双重任务。具体的监管措施往往体现为在此双重目标之下的折中与权衡。比如在3G时代，通过将自主创新的TD-SCDMA交由中国移动运营，而向相对弱小的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分配较为成熟的3G技术牌照，从而初步实现了推动自主创新和追求市场平衡的双重目标，移动通信市场出现了逐渐走向均衡的趋势（如图3）。

但是，如前文所述，在进入LTE时代之后，移动通信市场竞争格局又可能出现新的变化。TD-LTE拥有比TD-SCDMA强壮得多的技术基础和全球化的产业支持，加之中国移动庞大的用户基础、良好的财务状态和在LTE业务上的先发优势，可能会终止逐步趋于均衡的市场发展趋势，使市场份额进一步失衡。从长远看，这将不利于移动通信市场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促进竞争和拉动信息消费。另一方面，TD-LTE的快速发展表明，TD-LTE产业已经基本形成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市场机制，对政策支持的需求力度较之TD-SCDMA时代有了明显下降。所以，在LTE时代，监管政策的侧重点也应有所调整，更加注重于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

在这一背景下，行业主管部门可以考虑从牌照发放、频率管理、基础设施共享，乃至投融资政策等方面采取措施，保持和促进市场的有效竞争，促进运营商提升创新能力，实现与上下游行业的开放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