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面对面地决斗，不如面对面地去渗透对方。“我原来的性格是很外向的，直来直去，但我发现，这种方式是高成本、低效率的。你并不能通过直来直去的迫击炮把你要摧毁的堡垒给摧毁，反倒发现自己被这堡垒给包围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可取的方式。我现在更愿意慢慢地说服对方。”
迫击炮可能一炮打中目标，或者一炮打死对手。但现在的目的是要与对方进行沟通和互动，因此必须要转换方式，与对方进行良好的互动，才能产生很好的结果，同时也达成了共识。
史炜笑言：“可能有人说，我这两年变得相对温和了。因为我的目标是解决问题，如果不解决问题，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
学者的尺度
史炜认为，真正的学者与学商不同，学商是要将其拥有的知识在最短的时间内卖出最高的价钱，比如讲课出场费、担任顾问的咨询费等。“客户觉得学商的研究报告有用、满意，这就变成了真理，然后客户付给他合理的报酬，学商只留下一个支离破碎的记录和对产业的认知。”
这里有个尺度。在面对一家企业客户时，选择是多种的，一种是选择解决眼前的问题，这是成本最低，也是往往最能令客户对“成果”满意、乐意付出报酬的做法，但却不是学者的做法。学商只解决眼前的问题，而学者是要解决长期的问题，强调研究的连贯性。“比如某一家国内运营商，正好希望解决眼前的非对称管制问题，学者或者学商都可以很容易地结合国外同类经验，提出数条建议。但学商只需要考虑一单一结的商业形式，不用考虑这个解答会对今天和明天造成怎样的影响，不必考虑长远，即便他已经知道按照这个模式可能会对未来、对产业整体运行造成冲击，但学商只需要考虑如何解决眼前这个点的问题就足够了。”
史炜的生活
工作之余，史炜种菜、养小动物、旅游，这都是一种养生方式。史炜说：“得尿毒症已经7年，肾移植手术一直都做不了。但我还得活呀，还得好好地活。”
“生命不死”
丢掉烟蒂，史炜将胳膊上的两块胶条轻轻逐一撕去。时至今日，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连安排外地长期调研和国际性的会议，都会将透析包括进去。
“通过生病这几年，我学会了要遵守能量守衡定律。”看着手里烟头的明灭，史炜淡淡地感慨。
能量守衡的原理说，能量不会凭空创造，也不会凭空消失，只会通过各种形式转化或转移。当年在北京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工作时被称为“拼命三郎”（一年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在农村和工厂跑社会调研）的史炜，过多透支了生命的能量，在经历了5年的慢性肾炎后，于2002年底被医生确诊为尿毒症。
史炜回忆起当时情景时几乎是在不间断地抽烟。“当时只考虑最坏的结果和最好的结果。”2006年的一篇博文上，史炜写下这样的话：“自从开始透析后，（我的）手机的开机屏幕上写着‘生命不死’，只要开机就能看到。”
“一个人遇到疾病时惟一的出路就是要乐观、科学。我坚信科学但不一定要教条。”除了继续自己的爱好—养各种小动物，史炜在自家园子里开始种菜。“大汗淋漓之后能有效地排毒，而且对调整心理状态也很好。”
这也是一种养生方式。“得尿毒症7年了，肾移植手术一直都做不了。但我还得活呀，还得好好地活。”天生好动的史炜，做了一两年的透析后发现，透析患者并非像医生说的那样完全要控制饮食，什么都不能吃；也不是每天必须要长时间地坐卧休息。相反，他每次慢跑可以坚持2000多米；做透析的左胳膊不能抬重物，就适量使用，活骨疏脉，甚至可以适量地打高尔夫球、游泳。
链接：史炜简历
国务院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主任，教授级高工。工信部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电信国际投资论坛专家组委员，中国房地产协会顾问。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产业政策、企业改制、商业流通研究。出版个人专著7部，论文300余篇，分别担任50余项课题研究负责人。近年来研究工作重点集中在电信产业，由其领导的“中国电信业发展研究小组”研究业绩突出，是中国国内重要电信问题研究小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