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岁末，一场让人始料未及的金融危席卷全球，这场危机正在逐步从金融领域扩散至实体经济领域，人们甚至认为它产生的影响更甚于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如何应对这场经济灾难？在中国联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前副总裁余晓芒看来，还要从加强信息化建设入手。而我国的信息化建设在改革开放30年后，又走到了发展的关键时刻。
四个阶段回首改革三十载
余晓芒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都是一个生命体，而生命体就是一个新陈代谢的、有自组织能力的耗散结构。生命体作为一个开放的耗散结构系统，依靠从外界取得资源（物质、能量和信息）并进行自组织而生存发展。另一方面，耗散结构内部都有一种走向无序的、自我破坏的本能，“熵”是耗散结构理论中定义的对无序度的度量。熵增就是无序的增加，因此，要建立生命的有序结构就要积累和有效地利用资源，克服来自内部的破坏力，即熵增。
作为信息产业基础行业的电信业也应该按照生命体的规律，走向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如何在现今电信业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充分抵御来自电信业内部肌体和生命环境中熵增的力量，是值得业界深思的问题。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电信业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政策激活
余晓芒认为，邮电部通过在20世纪80年代制定的“三个倒一九”（邮电部门所得税上交10%、非贸易外汇收入上交10%、预算内拨改贷偿还10%本息），实行初装费和地方附加费等经济扶持政策，促使电信业取得了高速发展，并基本形成了进入市场所需要的经济规模和网络规模，为日后引入市场机制后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电信业主要运营模拟的电话交换传输通信网，主要收入来自于话费收入。
政策的引导对电信行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践证明，电信业的发展前提是政府正确政策的引导，这可以说是最关键的因素；其次，国有电信公司依靠‘超利润’带来的发展通过普遍服务等形式回馈于民，从总体上看是有利于民的；第三，在电信业发展初期实行网络的集中统一管理及运营业与制造业的统一经营是有效的，美国电信业初期也是如此。”余晓芒谈到。
探索改革
第二个是探索改革阶段，这一阶段中标志性事件是1994年中国联通的成立与中国电信(后改名为中国移动)1997年在香港、美国上市。
余晓芒强调，中国联通的成立引入了竞争机制，带来了多方面影响:首先促进了技术进步，中国联通1994年率先在北京、天津、广州、上海建设GSM移动通信网，中国电信1995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建设GSM移动通信网，运营开始就着手于推广短信息业务；其次，提高了电信服务质量，联通的低柜台服务，即买即通都是之前没有的；第三，联通成立也降低了资费水平，促使电信服务价格趋于合理。
在探索改革阶段，中国电信实行上市，有效地激活了电信金融市场，国有电信企业开始向国际一流电信企业的目标前进。同时以瀛海威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及中国电信建设的互联网络开始运行。但是，也是在这一阶段，国有电信企业之间引入的竞争机制所付出的代价是大规模的重复建设。
全面改革
余晓芒介绍，第三阶段应该开始于1998年国务院进行电信全面改革:实行政企分开；邮电分营；制定新的电信法规；分拆中国电信并扶持中国联通尽快成为移动通信领域的竞争主体。
这一时期政府制定的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方针促进了经济发展。在该方针指引下启动的重要信息化工程——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社区的建设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推动。
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先进、规模最大的通信网络。信息服务也初具规模(此处不用增值业务的概念，增值服务是指通信网的初期以传输、交换语音为主时，网络上新出现的其它业务)。国家全方位的信息化进程不断被推进，这从根本上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
同时，余晓芒也意识到，这一时期一些问题开始深刻暴露：国有电信公司并没有充分参与到国家的信息化工程中去；同一投资主体的几大国有电信公司之间的无序竞争和大规模的重复建设给国有资产带来重大损失。
深化改革
经历了政策激活、探索改革、全面改革三个阶段之后，现在中国电信业已进入深化改革阶段，中国电信运营商也面临着如何从一个通信网络运营商转型至综合信息运营商的重大问题。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任重道远
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余晓芒分析了中国电信业应处理好发展道路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同是国家投资控股的多个电信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电信公司对国家信息化工程参与不够、重复建设问题以及信息服务发展受到制约等。就此，他也对深化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
首先,应制定一部既能进一步规范电信市场又能体现新的市场环境的《电信法》以及一系列法规。余晓芒说：“生命体是依靠消耗资源并进行有序的自组织来克服内部的熵增，以维持生存发展的。因此，如何节省国有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和制订健全的法律法规是保证肌体正常运作的基础。”
其次，避免重复建设，形成不同投资主体相互竞争的规范的电信市场。有效的市场竞争是在不同的投资主体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同一个国有主体的不同公司的竞争。国家直接控制关键国有资源，实现最有效地整合运用资源，这将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发展。
第三，应制定更有利于发展信息服务的政策，为从事信息服务的民营企业进入市场创造更宽松的条件，从而改变高水平应用的供给大大落后于容量过剩、技术先进的网络供给的局面。通信行业也应该考虑供求关系规律，现在基础网络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国家应当集中基础网络资源，按照略高于成本的价格像供水和供电一样向每个公民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廉价的网络带宽；同时，要大力推进三网融合进程，从国家层面主导不同产业链相互融合。从而迅猛地促进国家信息化的进程。
第四，运营商要集中必要的资金加强通信网络的安全建设，并为发展信息服务提供完善的核心应用基础平台。国有电信公司应尽量少至一到两家，另外，将基础网络和涉及网络安全的部分由国有控股公司运营，将竞争性、服务性业务交给民营公司，展开充分竞争。制定政策，鼓励民营企业把房地产业等行业过热的资金配置到信息化建设中去。牌照可以考虑分省发放，搞好互联互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