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定调通信业（1978年）
“我国通信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网络规模跃入世界前列，最基本的就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通信发展道路。”原邮电部吴基传部长1997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引导我国通信走上有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根本指针，是推动通信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1978年前后邓小平面对百业待兴的国内经济格局，一直在思考经济建设的突破口，并针对通信业的发展问题多次做出指示。这些指示将通信业确定为国民经济的先导行业，围绕这些指示形成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则引导我国通信业走上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相关文献显示，1978年12月，邓小平在日本友人的信件上批示，要重视邮电通信的发展。
1979年1月6日，邓小平在与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投资的重点，要用在电、煤、石油、交通、通信、建材上。”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规划的谈话中指出：“日本人士光敏夫来中国访问，我征求他对搞长期规划的意见，他希望把交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其次是邮电通信，这确实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广东、福建途中强调：“中国发展经济从何入手？要先把交通、通信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
1986年8月19日至21日，邓小平视察天津时指出：“要研究投资方向问题，日本人说搞现代化要从交通、通信上入手，我看有道理。我们在这方面老是舍不得花钱。”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再次强调信息灵通是对外开放的必要条件，他指出：“实行封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邓小平还强调对基础行业的投入，他表示：“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
“邓小平同志既实行对外开放又坚持走自己道路的思想，为我国通信业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吴基传1997年的文章总结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通信业飞速发展的原因，他说：“我们采取了‘引进技术设备、引进先进生产线、自主开发创新’三个层次的发展战略，从而使我国通信业跨越国外传统的纵横制阶段和同轴电缆阶段，仅用十几年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近百年走过的路程，推动了我国通信工业的发展。”
过去30年，主管部门在邓小平理论和国家有关政策指导下，实施适度超前的发展战略，不断抓住机遇，促进通信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国通信业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最薄弱环节，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统计数据显示，从1984年起，我国通信业年均发展速度达到20%以上；党的十四大以后的5年，我国通信业年均发展速度达到40%以上；目前，我国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用户均已占据世界第一位。
程控电话革命：代号“811”（1982年12月）
1982年，福建省福州市引进并开通万门程控电话系统拉开了我国通信业告别“摇把儿“电话时代的序幕，是我国通信业发展史乃至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1979年底，福建省邮电管理局开始筹备这个当时中国通信建设方面最先进、规模最大、投资最大的引进工程；1979年11月20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以《闽革综951号文》批复，同意在福州引进国外先进市话通信设备，在福州先初装全电子自动交换机10000门。
根据工程主要参与者、原福建省邮电管理局引进办主任陈慧波的回忆，国际知名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如日本的富士通和NEC、美国的西电、瑞典的爱立信、法国的TMOMSON和CIT、荷兰的PHILIPS以及比利时的ITI都积极参与到这个代号为“811”的福州万门程控电话引进工程的竞争中。针对设备的选型、定型、比价、定价等问题，在1年左右的时间内，福建方面与八家厂商共经历了十几轮马拉松式的技术、商务谈判，最终按照“技术要先进、性能要可靠，既能适应目前的模拟通信网，又要适应未来的数字通信网，价格便宜”的原则，以国际市场平均一半的价格引进了日本富士通的F150交换系统。
“谈判过程非常艰苦，既要与厂家交锋，同时还要面对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辩。”陈慧波介绍：“几乎与每个公司都进行了至少两三轮的谈判，日本富士通公司的谈判甚至达到五轮，而且往往一轮谈判就要耗去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协议、合同签字之前，为了一个字、一句话、一个条款、几百美元的出入，可能要磨好几天，而且话不投机，出现翻脸是常有的事情。”
与富士通的谈判虽然也出现过几次不愉快的经历，但双方最终达成一致。1980年12月9日，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综1561号文》对福州引进程控电话交换系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给于批复，同意引进日本富士通F150长市话合用的程控交换设备和分期引进一些附属的任选项目；1980年12月24日，福建省邮电管理局和日本富士通公司签订了项目合同。
按照合同的约定，富士通应向福州提供长市话合一的交换系统，但富士通提出这个方案不能按照约定时间交货，建议将长话和市话分为两个系统，福建方面虽然知道分为两个系统的好处，但考虑到价格会增加，没有答应。后来，富士通方面提出不加价，福建方面才接受富士通的建议。据陈慧波回忆，相关的设备1982年1月30日开始从日本横滨发货；同年4月12日设备安装完毕；同年11月27日零时电话正式开通，福州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开通万门程控电话的城市。
福州万门程控电话的引进和开通掀起了福建全省的通信建设热潮。1985年1月20日，厦门市邮电局引进的市话10000万门、长话300条电路数字程控电话F150系统正式投产开局；1990年9月25日，随着泰宁县长途电话交换系统的割接开通，福建省所有市、县全面进入国际、国内自动电话网时代，成为我国第一个实现县以上城市长途电话自动化的省份。福州万门程控电话的引进和开通也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效应，各地竞相效仿福建的做法，从而引发了随后十几年在世界上没有先例的跨越式发展。
上海贝尔开启合资先河（1984年1月）
按照邓小平理论的指导，结合改革开放最初几年的实践，邮电部认为，我国通信业必须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提高自己的设计和制造能力，并提出“国外直接采购-国内合资合作生产-国内自主开发生产”三个层次的通信技术发展战略。
在上述战略实施过程中，程控交换技术的引进是关系我国通信业发展全局的关键环节，是引进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确保引进并掌握程控技术，带动我国通信装备自主研发能力、水平，邮电部拟定了与外商谈判的三条原则：（1）引进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全数字程控交换系统和年产30万门的生产线；（2）引进程控交换机的核心——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线；（3）用部分产品返销来补偿技术转让和进口物资所需支付的外汇，实现外汇平衡。
由于当时“冷战”尚未结束，程控技术的引进首先遇到“巴统”(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总部设在巴黎,简称“巴统”）在高技术方面的封锁和限制。“巴统”成员国包括西方17个主要发达工业国的非官方国际机构，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无论是在加拿大、日本，还是在法国、瑞典、美国，邮电部的考察团都遭遇到外方以“巴统”为由的婉拒，有关厂商表示，卖整机设备可以，但对于引进生产线、技术转让，特别是引进大规模集成电路，都是“不予考虑”的。上海贝尔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诞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