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下称“广东金融高新区”)，被广东省政府视为金融强省战略的一步大棋，加之广东省副省长宋海在7月31日授牌仪式上所称的“积极主动参与新一轮金融产业发展竞争”，这无疑挑动了各城市的神经。
宋所指的“新一轮金融产业”即为金融后台基地。与国际金融机构纷纷进驻中国同步，金融后台也开始逐步落户中国。承此大势，包括上海、天津、重庆等在内的区域中心城市开始了金融后台布局，掀起了金融信息技术外包(ITO)和金融业务流程外包(BPO)的争夺战。
位于佛山南海千灯湖的广东金融高新区，初始功能定位略显低调，仅作为一省金融后台基地无法承载金融强省的战略转型，但功能定位的动态性和本身的延展性，以及“金融硅谷”的提法，都在说明广东有大举承接国际金融产业转移之意。
放之于上海的金融信息产业基地、天津的金融后台营运基地、大连的日韩金融服务外包基地等全国大棋盘中，新一轮的金融产业之争顿将风起云涌。
金融后台基地之争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业呈现前、后台业务分离加快，以及后台业务分工细化的趋势，使得后台业务不断被独立出来，外包服务规模不断扩大。这一分离导致了前台和后台的异地化，后者在新的区域聚集为金融产业服务区。
印度的班加罗尔承惠于此，迅速崛起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后台业务外包基地。华南理工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任兆璋教授称，为解决“千年虫”问题，大量的数据修改被发包到印度，此举促成了印度金融外包业务的崛起。目前，印度独揽全球金融业务80%的离岸外包业务。截至2007年3月底，印度外包产业(不限于金融)占有全球市场份额为44%，受雇员工105万人；而中国仅占有4.9%的市场份额。
中国的金融外包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IT外包(即ITO)。至2005年，中国银监会才允许金融机构把某些业务流程外包(即BPO)。2006年10月，中国银监会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系统管理指引》，对金融服务外包的风险管理作出相关规定。由此，中国金融外包逐步进入支付系统、银行卡、后勤保障、呼叫中心、保险后援中心等领域。
大连谋势而动，以地缘对接优势，开始开拓日本和韩国的金融服务外包市场。2007年6月，大连服务外包基地在甘井子区奠基。该基地3660余亩，总投资150亿元。
强调本地产业对接，上海在张江高科技园区拓地430公顷，形成了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上海市银行卡产业园)，迅速集聚了人民银行、中国银联等多家金融机构的数据处理中心和信用卡中心，由此形成了以陆家嘴CBD为前台、以张江为后台的金融布局。
深圳则选择对接香港。2006年底，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提出了承接香港金融后台转移的步骤，在香港举行的洽谈会上，10余家港资金融机构签署了落户意向书。
天津则在天津开发区服务外包园区形成了金融后台营运基地，服务于北京银行总部和本地金融机构，先期引进急需扩建的外资外包企业，成就北方金融中心成为其目标。
与大城市的金融后台争夺相比，西安则在国内率先提出打造数据灾备中心基地，并于2007年6月引入万国数据有限公司。
如果说在金融中心的谋求上，一些城市因实力和区位优势不一，而略有遗憾的话，那么，金融后台基地的异地化特点，则让他们毫无顾虑。但也有学者指出，各大城市同时建设金融后台服务区，容易产生定位雷同、同质化和恶性竞争。
政府行为还是市场行为？
根据德勒会计事务所的预测，至2010年，全球离岸外包业务的年市场产值将达到4000亿美元，占金融服务行业总产值的20%。
诱人的市场蛋糕令各城市掀起争夺，但一个新的问题是，各地城市如何以政府行为的主观诉求博弈金融机构的市场布点。以深圳为例，深圳在谋求香港金融后花园定位的同时，也在坐视本地金融机构后台业务的流失。2006年，招商银行将信用卡中心迁至上海，平安保险也在上海、成都成立了后援中心。实际上，招商银行、平安保险此举，更多是出于市场布局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