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们还在江苏某个地方做了直放站改造验证，我们知道直放站有一些原理上的问题，导致每一级直放站都会有3dB，我们可以把多个基站RRU信号进行一个数字合并，这个合并可以带来比较高的争议，这也是做了很多测试，包括KPI，还有各种各样平均吞吐量都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下面是我们在香港做的一个室内外协同切换数据，香港无线环境复杂应该说创了记录，没有哪个地方比这个地方更复杂。我们在一个一平米公里地面上可能可以找到十几幅宏基站天线，也有从上往下打，也有对着打等等这种情况非常多，如果你要消除掉某一个天线就要引起一个投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做了协同，在多RRU之间做了协同，就大幅度降低了室内外切换概率，从而使用户感知得到大幅度提升。
通过这样一些改造，我们在香港的运营商他的KPI实现了在香港所有运营商里面的第一。在长沙我们也做了这样室内室外协同覆盖的测试，我们从小区里面装了一个天线往外打，覆盖外面马路，从外面马路又反过来装一个天线对着小区打，覆盖小区。这种对着打的网络拓扑结构，在通常网络规划里面是要绝对避免的，因为如果对着打，我们这个信号会直接形成干扰。但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做了协同，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网络规划，而通过这样的网络规划，无论是江边路面上，还是小区里面的覆盖都非常好，而且没有切换。
我们在谈第二个C是集中，我们在湖南长沙和保定通过这样一个实际C站部署，发现C站这种架构，可以使得网络建网站点要求极大地下降。例如我们在长沙有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地方就可以建一个基站，而在以往这是不太可能的。通过这种集中化，我们也测试了潮汐现象，在长沙和保定我们都进行测试，我们发现即使我们做少数几个小区的潮汐，他潮汐效应现象也是非常明显。同时，我们在长沙和保定还做了光纤直渠等测试。中移对我们的倒换有一些看法，其中一个我们在长沙表现出业务中断时间超过200毫秒，而传输网络要求是50毫秒，这个曾经引起比较大的争议。现在汇报我们最近也通过版本的升级，使得硬件倒换的时间已经小于20毫秒，这个已经远远好于传输网的要求。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直渠和SDH的原理是一样，没有SDH做的到直渠做不到的原理，只是我们愿不愿意这么做，这么做值不值得，从原则上讲是没有问题，因为SDH是一个90年代标准，而我们直渠是一个2006年以后产生的标准。所以，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已经吸取了传输很多优点，同时我们公司也做了大量定制。在C-RAN整个推动过程中，不光我们公司，中国移动可能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争议，这种争论一直存在，怎么去消除传输和无线争论。我的看法永远不可能消除掉，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是矛盾的，无线的协同性能和有线传输性能一定矛盾，你如果片面追求无线性能，一定会牺牲有线传输，如果你片面减少有线传输，无线性能一定会受损。
我们看到4G和2G都是一样的，4G LTEA有一种最极端的协同方式，通过在很远的地区天线形成相关波速对信号进行增强。我们无线信号周期非常短，所以这两个基站协同要求实时性非常高，对传统带宽可能达到一个顶峰，但是这个性能也是最好的。怎么样平衡协同传输，这是最重要，而不是消除这两个矛盾。
我认为对不同运营商有不同的平衡点，例如像国外某些运营商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去挖空建光纤，他们城市里面基站80%都采用微波传输，对于这种运营商他可能只能追求传输高效性，而去牺牲无线的性能。而对另外一些运营商，他可能有很多光纤，所以这个时候他可以通过有线带宽达到无线的高效。有线资源我们认为最重要其实是管道，光缆，其次是设备，无线最重要其实是频谱，而不是设备。我们中国频谱虽然不是花钱买的，但是你想要更多频谱有钱也买不到，频谱是永远最宝贵不可再生的资源。所以，光纤可以获得，而且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有线光纤带宽足够优的优势把无线性能做到最好，这是一个比较佳的平衡点。
下面谈我们中兴公司超大容量基带池方面做的一些工作，我们在今年6月份也做了一个TD-LTE超过上千载波样机在中国移动进行测试，在每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这个测试进一步拓展，可能会放到现场，也拓展到多模，当然架构就采用中国移动提出的分布式交换架构。下一步谈到我们在云基站方面工作进展，我们有一个项目组在跟英特尔，IBM一起做一些研究工作。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项目组，我们是在通用的DSP上做工作，为什么我们要两个项目并行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可能未来两种架构会殊途同归，可能会有进一步发展。比如像DSP，前几年的时间我们一个传统看法是以为他不通用，但是最近我们也在DSP上做支撑，做操作系统，而且我们发现DSP上操作系统代码可以和CPU共享，他可以是用一套代码。当然，只要做到实时，他的通用性一定会打折扣，在CPU和DSP上都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