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的观点”与《通信世界》一起创造知识

作者:云晴 责任编辑:甄清岚 2020.01.07 17:18 来源:通信世界全媒体

盐野七生在《罗马人的故事》中反复提到过凯撒的名言“人不管是谁都无法看清现实中的一切,大多数人只希望看到想看到的和想要的现实而已”,这句话给了我很多启发。

作为一名已经和《通信世界》合作超过十年的撰稿人,我常常用这句话来审视自己的稿件,尝试着能够更加客观和中立;尝试着自己的观点尽可能不要为自己的背景所宥(这不可能,有时却也未必是坏事);尝试着在分析的时候能够掌握和了解到更多的对立观点从而去修正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使命感,我觉得“特约撰稿人”是《通信世界》给我的信任和责任,这是我和《通信世界》一起在过去十年间高速发展的信息行业中共同创造知识、推进行业发展的承诺。我要同《通信世界》的同事们一起尝试“看清现实、探究未来”。

《通信世界》架起沟通的桥梁

如果把整个行业比做是一个大企业的话,行业的高效发展也需要知识的流动和各方高效的沟通。在这一过程中,沟通的方式、手段、内容、成果的重复利用等,其实和整个企业的“企业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信息对于一个组织就像汽油对于汽车引擎一样,如果阻碍了流动,运转就会停滞不前。

在媒体“行业大企业”中,沟通的关键在于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和沟通双方的开放性。于是,我们看到了如“蓝戈智库/沙龙”行业专家分析专栏/平台、“访谈”栏目的出现,呈现出更为自由而灵活的对话形式,行业的高效沟通便在这些过程中得到了实现。其中,行业分析评论也提供了让我和《通信世界》的编辑记者们、行业专家们就某一事件进行讨论的机会。

在互联网时代,大量观点的展现、碰撞和融合,让我们有更多形成观点、修正观念乃至于改变观点的机会。每一个观点的产生,都会存在一些志同道合的跟随者,而观点相对立或是有差异的一方或多方发出声音,又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也因此,观点间的差异很容易像自激一样经过数次反馈后被放大。在针对观点的讨论过程中,很多讨论都能够最终成为读者和作者学习成长的机会。所以每一篇稿件都给我提供了实现在某一个专题上增长自己见识的机会。

以独特视角逼近真相

群体的讨论是一种广义社会群体舆论形成的手段。如果个体处在被鼓励挑战权威、尊重自己的思想并勇于表达的环境中,大众就能够习惯在某一事件中通过不同观念的碰撞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因此我在做行业分析评论时,总是尝试寻找一些更为尖锐的视角和分析切入点,帮助读者形成另一面思想。所幸《通信世界》的编辑们是宽容的,支持我的一些尖锐的、非同主流的意见,有这样宽容心态的媒体才能构建出知识自由生长的环境。

与此同时,我对“成千上万人一起说一个事情,就会逼近真相”的观点也是存疑的。换言之,群体的知识和经验叠加起来并不一定有助于达成更为合理的结论。勒庞说:“有时只需要一句悦耳的话,或是一个能够适时唤醒群体的生动形象,就足以改变群体的行为让他们表现出另外一幅样子,比如由残忍转为温和。”但是,一句悦耳的话能被人在激烈的争论中保持着中立的立场说出来,这并不容易。这里存在一个难题——如何从喧嚣中辨识出争论的目的,并且能够站在争论各方的角度提出引导意见,通过一定的引导避免群体无意识可能带来的整体判断力、智慧下降,避免冲动和缺乏理性导致偏激的观点。

我认为,作为一名特约撰稿人,重要的是“我有我的观点”。吸纳各类信息、评判各种视角和观点、体系化地把孤立事件放到时间轴中观察发展变化情况、根据自己的理论框架(博弈论、公共管理政策理论、创新理论等)提出假设、寻找数据文献对假设进行论证到最后成文定稿,这是形成“自己观点”所需要的一系列步骤。与此同时,形成观点能力的提升,也需要不断完善认识论、构建完善知识体系、通过信息的输入完善调整自己的理论架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做前瞻性的观察者,推动政策、市场、技术不断演进

通常很多稿件的撰写对象都是具有“新闻性”的“事件”。如果单纯孤立地对事件进行分析,或许我们会难以得出合理的解释,但对外部环境和多个相关事件长期持续的跟踪,就能够让人具备丰富的观察视角和分析切入点,有时还能够和其他的相关产业进行关联分析,和其他类似的相对市场进行比较分析,这样得出的结果会是非常“有趣”的。

在信息通信市场的分析中,政策、技术和市场三个因素非常重要。因此很多稿件会把关注点放在公共政策设计和管制方面,尤其是对“垄断”和“开放”之间界限的分析。将公共政策设计的意识形态和外部环境理解清楚,更有利于帮助读者理解政策的力量。如同我对英国电信改革历史的研究和分析(重点放在放松政策管制及电信私有化方面的研究);对“网络中立”政策及实践的分析(尤其是针对互联网企业和传统信息企业的不同理念和诉求的冲突分析);针对电信结构性改革(如网业分离)的效能分析;大数据相关政策(欧盟发布GDPR)的解读及借鉴分析等。

推动信息通信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技术,从技术的出现、成熟到市场应用会有一段时间,如果能够展开前瞻性的观察,就能够给读者提供引导和思路。如果资源的流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些分析报告的引导,从而使行业政策能够更快更好地落实成为举措,那么稿件的价值就更高了。因此,在云、大数据、运营商互联网化、产业数字化、工业互联网等信息领域,我和《通信世界》编辑们也不断地策划一些“浪尖”上的话题。

做开放的“知识工作者”

信息通信企业开展业务需要提供的是一种服务,因此涉及到的软性因素会比较多。一个国家的宗教、文化、习俗、法律、制度、政策不同,会形成不同形态的相对市场。一些行业发展比较快区域的发展经验,却是能够相互借鉴的。因此具有国际化的视野,获取大量的国际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也是启发读者思路的好办法。英国电信、法国电信、德国电信、美国几大运营商、Google、Facebook等都是我常年观察的对象,每次拿到一个话题,观察一下这些玩家的举动就能够有不少的结论。

知识具有外部性,只要开发一次就能供所有的人使用,而且知识可以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通过网络几乎无边际成本地分发出去,这样的分发带来的潜在利润却很高。知识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可见一斑。作为“知识工作者”概念的提出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在1957年《未来的里程碑》一文中,曾预见了未来将面临“知识社会”的挑战:知识社会就是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智力资本是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而知识工作者将成为社会的主流。1993年,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他重申了社会正在向知识社会和组织化社会方向转变,而主导这个社会的人群将是知识工作者。作为知识的制造者,我的目标是成为德鲁克描述的“知识工作者”,和《通信世界》的编辑记者们携手努力为信息通信行业的知识仓库奉献更多高质量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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