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电信设备企业在TD-LTE领域进展迅速，先是爱立信发布全球首个具备商用能力的端到端TD-LTE解决方案；随即，华为就联手中国移动完成了国内第一个TD-SCDMA/TD-LTE共模外场测试局；而最近，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又收购了摩托罗拉无线部门，将后者在TD-LTE技术上的先发优势尽收囊中。
就在中国移动承诺下半年将加速部署TD-LTE试验网后，TD-LTE产业链各环节都给出了相当积极的反馈，但与此同时，希望中国能够尽快明确TD-LTE频段划分，早日实现TD-LTE全球产业化的呼声也愈发高涨。
诚然，国内TD-LTE频段明朗化的确能够帮助中国在4G中掌握一定的主导权，LTE现已是公认的“准4G”，即便是待到4G国际标准正式通过后，其频谱资源恐怕也需要延续目前LTE在各国的频段划分格局，如此看来，一些先行国家制定的TD-LTE频段范围将成为“后进者”重要的参考依据。
众所周知，在2G，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中国的电信业沦为了GSM等技术的“追随者”；在3G，尽管我国提出了TD-SCDMA，但在产业化阶段却是举步维艰，国际化合作更是鲜有实质性作为。历史告诉我们，过分的“流俗”和“独立”都不可取，任何一种通信技术的发展壮大靠的不是一家之力而是协同共进，这其中牵扯到标准共存、市场合作以及国家利益等各个层面的问题。
从这一角度出发，技术标准已不再是其自身价值的体现，更多的还有各国技术话语权的博弈，而我国对TD-LTE标准的态度转变就是很好的范例——既实现了与TD-SCDMA的融合演进，又兼顾了与LTE FDD的“相似度”，为主流设备厂商和其他电信运营商投身TD-LTE降低了技术与成本的门槛。尽管国内一些TD-SCDMA的原始创新者们对于我国在TD-LTE标准的“适度放弃”颇有微词，但事实证明，开放的合作态度已经为TD-LTE的国际化赚得了口碑。
而这种开放心态也反映在了我国LTE频段划分上。目前，虽然中国移动TD-LTE试验网采用了室外2.6GHz和室内2.3GHz的频段资源，但在国家层面却始终未明确TDD和FDD两种LTE制式的频段划分，究其原因，自然牵扯了不少来自市场合作和产业利益方面的考量。
应该看到，尽管现阶段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LTE领域因资本实力等方面的限制始终未有实质动作，但在LTE的频谱分配上仍需考虑二者未来演进技术LTE FDD的后续发展。参看三家运营商在3G上的带宽拥有量（中国移动获得155M，其他两家各得60M），可以预测，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4G频段划分上可能仍将处于从属位置，但TD-LTE和LTE FDD频段如何分配和占比，却是国家决策层需要权衡的地方——如果LTE FDD频段分得多，势必会挤占TD-LTE的市场份额，而分得少又会打压产业链积极性，不利于国际间合作和必要的技术交流，除此以外，两家运营商现有的市场容量和必要的生存底线也是需要权衡的关键。
毕竟无线电频谱作为国家不可再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对于通信技术的可持续性发展起到了定音作用，并将直接影响其后续商用的市场规模。由此，对于TD-LTE频段的划分已并非仅是类似干扰计算、保护带宽等技术方面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对技术主导权和各产业阵营利益间的博弈，笔者也相信，其最终结果也将直接影响我国在4G时代的电信市场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