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世界的烈火。”《印度快报》22日以此为题写道，印度东北部的大逃离，或许是这个国家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群迁移，读着就像“阿拉伯之春”的黑暗面，社交媒体和短信被用来散布谣言，通过虚假的暴力威胁驱赶少数族裔。
事实上，去年以来，几乎每一件震动世界的国际新闻背后都有社交媒体的影子。2011年3月叙利亚动荡开始，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叙利亚革命”的网页出现在脸谱上，几天内就有4.1万粉丝，几星期后升至13.8万。5个月后，伦敦骚乱上演，英国首相卡梅伦向议员们表示，信息的在线自由流动可能会“被用来干坏事”，而警方和情报服务机构将对下面这个问题进行审视：“当我们知道人们在策划暴力、混乱和犯罪行为时，阻止他们通过这些网站和服务进行交流是否正确。”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特别顾问莫伊西比较2005年秋天的法国与2011年夏天的英国时说，在线社交网络让破坏行为变得更为高效，而在2005年的法国，社交网络还没有盛行。
2011年12月，俄罗斯出人意料地出现反普京大游行。路透社说，社交媒体使得反普京示威“滚雪球般扩大”。报道称，苏联时代的异见人士上街，很少能超过200人，并且很快会被防暴警察驱散。但现在，5000多人走上街头，很多人是响应社交网络上的“继续革命”。
俄罗斯“在国外”网站22日报道称，网络引发印度大逃亡，脸谱、推特等网站传播虚假信息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在这场信息战中，印度政府反应拙劣，没意识到网络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因此十分被动。这一事件给其他国家上了一课，今后各国将不得不重视网络的作用。俄新社说，普京竞选总统期间发表题为《俄罗斯与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文章。他指出，互联网与社交网络已经变成有效的政治工具，并常被利用来操纵社会舆论和直接干涉主权国家内政。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新因素，特别是在进一步推动互联网自由交流的情况下，要减少被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利用的风险。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谈及这种软实力概念——不使用武器，而是依赖信息和其他杠杆影响达成外交目的的一套工具和方法。
西方将矛头指向印度政府
英国广播公司22日,“阿萨姆邦暴力事件之后印度瞄准社交媒体网站”。“德国之声”称，“印度镇压推特”。
法新社说，在贫困偏远的阿萨姆邦，土地争夺是两大族群长期矛盾的根源。印度每逢发生类似事件，都会对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群发的威胁提心吊胆，并曾因此封杀过黑莓手机服务。
“英国《金融时报》为“社交媒体不应成为替罪羊”辩护。文章引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学者富克斯的话说，“将暴力活动归咎于技术或流行文化是一种老套、典型的意识形态，它不愿直面骚乱和动乱背后真正的社会原因，并且指望敷衍了事。”英国《独立报》21日讲了一个故事：1983年2月，英迪拉·甘地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她的政府将等到阿萨姆邦局势冷却之后再采取下一步措施化解危机，当时阿萨姆邦选举暴乱导致3000人被杀害，印度政府往阿萨姆邦派遣了7.5万军队平息暴力。《独立报》说，“现在，30年过去了，阿萨姆邦的问题依然存在，并且看上去印度政府仍旧在等待局势冷却”。文章称，1983年以来，阿萨姆邦的问题就在溃烂。
美国《洛杉矶时报》称，印度东北部的恐慌大逃亡“凸显印度深刻的社会裂隙、社交媒体的力量以及印度政治领导人孱弱的危险”。美国《华尔街日报》22日写道，现代技术有时可能会加剧紧张，但办法不是审查。印度人现在担心的真正原因是，他们曾在前几次的种族冲突中看到法律和秩序的机器崩溃，他们害怕这一次可能旧事重演。印度东北部的人尤其会这样看，过去30年来，他们看到自己的地方遭到蹂躏。该报称，长期以来，印度政府未能履行其最基本的职能——维持法律和秩序——这一点再次暴露无遗。目前，新德里可以协助加强这些邦的安全，但似乎搞乱了主次。最近几天，辛格政府大部分精力用在屏蔽煽动性网站和群发短信上面。上周末，印度政府宣称大多数危险内容源自巴基斯坦。即便这是真的，也不能免除政府无力维持国内法治的责任。报道还称，打消顾虑的最佳方式是大量部署警察，必要的地方军队支援。目前没有这样，部分原因在于，以前的政府没有进行警察改革，对执法队伍的投入不足，辛格上台后维持了这个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