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中国开始全力扶持TD-SCDMA时，我们才发现，3G“大门”已经关闭，TD-SCDMA已成孤岛：我们的标准还在“产业化”，别人的旗帜已经插遍全世界，没有人愿意用TD-SCDMA，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因为别人的标准已经比较成熟，网络更稳定，手机更漂亮、性能更好。TD-SCDMA似乎成为鸡肋，用之唯艰，弃之难舍。
即使如此，中国依然不得不上马TD-SCDMA。
这并不是面子问题，而是在全新形势下的国家战略必落之子。
当前，全球正进入一个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依托于快速发展的信息科技网络，世界社会、经济结构日趋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一个有别于以往传统工业的新型文明形态已在形成中。
如同人类历史上的前几次科技革命，经济危机是新一轮的科技变革催化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挑战。这场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扩散速度之快，超出世人预料。随之而来的产能过剩，失业增加和经济增速下滑，都推动各国进行抢占科技制高点，谋求下一时代的经济发展主动权。
在这场变革中，由于信息网络向军事、政府、商业、民生乃至工业生产等各个社会环节的全面融合渗透，无线通信网络成为最关键的基础所在，无论对其他技术产业的推动，还是对安全稳定的支撑保护，通信都是重中之重。即使只从市场考虑，发展新一代的通信技术也再无障碍。自2010年开始，中国和全球的无线数据使用量已经开始爆炸式增长，预计到2020年将数千倍于目前的规模，运营商的现有网络将远不足以支撑，必须持续升级网络才有望满足用户需求。
显然，为了摆脱在TD-SCDMA上的弱势局面，更好的占领产业发展制高点，TD-LTE必须要做，而且要全力做。
更多人关心的是，我们应该怎样做TD-LTE?
就目前而言，TD-LTE面临的形势，与TD-SCDMA发展早期有些类似：同样被认可为国际标准，同样获得政府的支持，但产业化和市场化也同样落后于竞争对手。
不同在于，政府与业界对TD-LTE的支持力度更早且力度更大，所以TD-LTE与竞争对手的产业化与商用进程差距，比TD-SCDMA要小得多，而且无论是从芯片到终端的产业链，还是频率规划和运营商建网的标准采用，TD-LTE的国际化推广都已经打开突破口。而且，在LTE时代，中国的TD-LTE与欧洲的FDD-LTE的技术差距远小于3G时代，不同标准之间不再径渭分明，走向融合的标准大一统更容易为业界接受。
重要的是，目前，全球的LTE产业布局仍在进行时，这意味着，TD-LTE发展的黄金时间窗口还开着，追赶的机会仍然存在。
所以，我们有可能不再重蹈TD-SCDMA的覆辙，而是加速再加速，发挥全球最大通信市场、最大通信制造产能的优势，让TD-LTE成为真正得到广泛应用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标准。
如果将视野拉开，我们甚至可以把TD-LTE视作一个范本：在众多的产业与科技领域，中国都正在新一轮科技变革中进行赶超，其最关键也是最大的门槛，就在于参与乃至主导国际标准的制定。而通信业是少数几个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有望“走出去”的产业之一。
通过TD-LTE的国际化，中国可以学会怎样地制定并推广一个国际标准，这将成为极宝贵的经验。
在这个过程中，该如何设计我们的4G国家战略?
政府全程控盘并非好主意。事实上，无论中兴、华为还是更多的中国通信设备厂商，依靠自身的市场竞争力，都已经在国际LTE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全面退出。就目前而言，TD-LTE在以下方面仍迫切需要政府扶持。
一是频率。频率决定了未来市场空间大小，中国的频率划分将有利于带动更多国家规划TD-LTE频谱，扩大TD-LTE的全球市场空间，且由于历史原因，频率分配情势复杂，只有强有力的行政力量，才能确保TD-LTE获得所需要的频率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