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媒介等同论者认定，我们盯着屏幕之时，其实根本没把它当成媒介，我们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大活人。矮穷挫或高富帅莫不如此，这种反应是油然而生，绝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细细想想，哪怕你不曾有面对屏幕痛哭流涕的经历，也难保没有对着屏幕一脸傻笑的时候。
这么说来，社交媒体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交行为，倒是因人而异。虽说谁也保不齐有小概率事件——宅男宅女在社交媒体反倒可以吆五喝六。但社会学家们还真发现，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分子，在线下的社会交往常常并不会少。
不过还有一种情况，在有没有智能手机、用不用社交媒体的人群之间还有所不同。一群先社交媒体起来的人，也可能偏偏把那个不用智能手机、不上移动网络的人落了单，出现所谓“数字鸿沟”。比如那位寂寞地摔起盘子的老人。
其实这事也不难解决，听说有一位美国老爹干脆做出个新玩意叫手机监狱，钢筋铁骨围起间间班房，小号子里边量身订做六套囚床，管你是爱疯还是黑苺，通通对号入座，一个萝卜一个坑。要么短期徒刑十来分钟，表现不佳者，干脆一关一个小时。入狱服刑，表现良好还能“假释”一次：接个紧急电话。不过要是想越狱逃亡，当然会警声大作。
要是觉得这种玩法为了家庭亲情不惜暴力倾向不太妥当，其实，何不如让那落单的一位也试试上社交媒体。我就认识一位七旬老人，什么视频聊天微信微博，玩得门清，说是自己达到了“八方亲友咫尺近，千里儿孙膝前绕”的境界。你可别不信，因为这位老先生就是我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