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设计之都”的响亮名号南辕北辙，相隔十万八千里外，“山寨”就像一记污点，沾染在深圳工业设计界的响亮名头之上，挥之不去，避无可避。
在深圳活跃着数千家工业设计公司，占据全国近70%的市场份额。但无奈深圳的“山寨”产业势力庞大，设计成为附着在“山寨”产业链末端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部分，成为生产商压榨成本的着力点。深圳无数中小设计公司，靠着山寨产业积累第一桶金，茁壮成长。正如业内资深人士评价：山寨之于深圳设计，是过渡阶段的必然产物，不能抹杀山寨的价值。建立深圳自己的设计品牌，建立深圳设计的谈判空间，设计不再是产业链的细枝末节，而是创造产品价值的核心，这或者是深圳设计摆脱山寨，凤凰涅槃的方向。
“谈生意，先做几个样机给我挑”
走在华强北街头，除了巨幅的国际电子产品巨头的广告外，寄宿广告之下的小商铺大量在销售深圳生产的OEM代工产品，而从代工到模仿抄袭的简单复制，让“山寨”一词成为深圳设计躲避不开的阴暗。
据统计，目前深圳全市拥有6000多家设计企业，有专业设计从业人员6万人，年产值15亿元人民币，设计产业占GDP的5%，无论在数量还是产值方面都是全国最大。而预计“申都”成功后，在未来5到10年内，深圳将实现设计产业占到GD P的10%。
陈飞是深圳6万名设计从业人员之一，刚从广州一所高校毕业，修读设计的陈飞与数名同学来到深圳打拼，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设计公司。与其说是公司，其实也就是一个小单间。通过在华强北一家电子销售公司上班的同学介绍，陈飞拿到了一份山寨手机的设计工作。
“设计山寨手机，更多是生产商说了算，他会给你提大概的要求，比如要求设计一款音乐手机，厂家会要求设计进去8个喇叭，或者加上一个验钞的紫光灯。”陈飞表示，一般设计师会做好4到5个图样，再让厂家选定，最后才付款。而一台手机的设计费，也就600到1000元之间，看订单量而定。
“厂家的观念都是很媚俗的，大屏幕、大喇叭，外观是宝马、奔驰，或者奥运、神五等时下热点。”陈飞开始也按照学校学来的国外设计理念，做了几款设计融合人体工学的手机，结果老板看都不看就扔一边。“一款山寨手机要出货，不需像整牌大厂动辄产量在万部以上，一般只要个2000台的订单，山寨机可能就做。”而先设计再付款的行规，在陈飞他们这些小设计公司，已是再熟悉不过。但在刚进军深圳的香港同行来看，这绝对是对设计师的轻蔑。“厂家还没付设计费，就先拿出图样让人选，知识产权很容易给偷窃，这也不符合国际设计界的行规。”一位资深香港设计师表示。
“山寨就是非法抄袭”？
正当深圳的中小设计公司挣扎在生存还是毁灭的边缘，死死抓住“山寨”这根救命稻草赚取第一桶金时，因为深圳“申都”成功，设计之都的响亮名号让深圳不得不思考设计的初衷，是追求创意、创新，还是简单地抄袭、复制。
去年5月，深圳每年一度的文博会上，全球工业设计最高奖项：德国“红点”首次登陆中国，而合作城市就是“设计之都”深圳。当深圳设计界迎接“红点”驾临，感受无上荣光之时，“红点”主席彼得·扎克就给深圳设计活生生泼了一盆冷水。
“红点中国品牌设计营商展”上，彼得·扎克不留情面在直接指出，深圳设计本土味有余而国际化不足，谈到“山寨问题”，他更明确表示这是一种抄袭行为。
谈到深圳甚至国内一直存在的山寨问题，彼得·扎克观点犀利：“我认为山寨版是不好的，我们不应该推出更多的山寨版，因为这是非法的抄袭行为。”
彼得·扎克表示，中国出现山寨产品，与消费者的购买力密不可分，“因为购买山寨版产品的人，他们没能力购买正牌产品，而这对被山寨版模仿的公司是一种打击，他们有货真价实的产品也卖不出去，山寨版没有新颖性”。
那山寨未来会走向何方？在彼得·扎克看来，山寨版的产品进入了具有购买力的发达市场，消费者会自然在正品和山寨品之间做出选择，他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购买力不断提高，山寨产品将没有市场。
山寨的贡献不能抹杀
对于来自国际设计界权威的抨击，深圳设计人或许很委屈。但在轻设计、重产品的中国市场，如果生产商一味只思考如何利润最大化，在研发设计上斤斤计较，甚至一毛不拔，那深圳设计要想摆脱“山寨”，设计师要想追求创新创意，树立自己的品牌，只能是南柯一梦，遥遥无期。
灵狮公司是将红点机构引入中国落地深圳的策划者之一。对于彼得·扎克的观点，代表深圳本土设计界的刘勇利有不同看法：“红点站在国际高度审视深圳的设计产业，要求明显过高。”刘勇利表示，目前深圳经过多年发展，本土集中了近300家设计公司，这已经是难能可贵。通过引入红点，在深圳建立合作公司，其实就是深圳设计走向国际的重要一步，通过红点引入来自全球的商机，可以让深圳设计实现“走出去”的战略。
退一万步讲，假如世界上不曾出现过山寨，我们的生活将会是衣服场景。目前，山寨产品不仅在中国占据巨大的市场份额，而且远销东南亚、非洲、印度、中东等地。
类似彼得·扎克的评价，将山寨简单等同为模仿、劣质的，不仅在国外，国内的专家学者持有相同观点的也大有人在。但是有多少辨证的声音在向人们指出山寨也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优势与价值。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秦勇就认为，山寨产品并不是完全的盗版和剽窃，其中包含着大量创新和创意的成分，只要没有故意侵权和恶意毁谤，对于这种创造性应该给予一定的空间。
中信国华标识创作总监张建民，是深圳最早的一批从事设计行业的设计师之一。谈到山寨问题，张建民对彼得·扎克将山寨产品“一棍子打死”的定义并不认同。“山寨产品并不等于假冒伪劣，山寨产品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个过程，有它存在的价值。”
张建民表示，以往深圳不少企业做OEM代工，企业转型后开创自己的品牌，往往就从模仿开始。“我们不鼓励山寨，但不能抹杀山寨的存在，企业通过模仿，加入自己的设计创意，也是一种创造过程。”
海外封杀，山寨辉煌或不再
在各方仍在为深圳的山寨产业辩论谁是谁非之际，深圳的山寨手机已经漂洋过海，远销海外。以印度市场为例，2009全年，印度手机市场每月新增手机用户数量1500多万，诺基亚的市场份额正在逐步缩小，中国手机在印度市场近几个月的销量比重已占到了30%～40%，而山寨手机更占到中国出口印度手机的70%。
但好景不长，去年10月开始，GSM联盟组织授权的中立发证机构———欧洲设备型号认证中心开始对中国手机厂家实施惩罚性收费，只要是中国手机厂家出厂的手机，每个机型的IMEI码申请费用高达2000美元。
IMEI是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每个手机拥有的唯一识别码，正规手机厂商在每台手机出厂时就分配了独一无二的身份识别码。但是，山寨手机为了节约成本，多家厂商共用一个IMEI码，而更有甚者根本没有IMEI码。而印度作为山寨手机的主要海外销售出口，去年底正式开始实施禁止使用无IMEI码的禁令。山寨手机是否已经穷途末路？
叶智荣，香港工业设计界的翘楚之一，曾历任2002至2004年度香港设计师协会主席，以其名字命名的叶智荣工业设计公司，早在1998年已开始涉足内地业务。
对于山寨手机的困境，叶智荣深有体会。“我第一次来内地谈合作，是到上海的好孩子公司，当时内地的工业设计基本还是白纸一张。”叶智荣回忆，受困于香港设计市场有限，1998年首次到上海谋求商机的他，第一次感受到内地市场的庞大潜力。“1998年的上海，工业产品要不是模仿国外同类产品的外观，要不就让工程师一并负责外观设计，根本没有专职的工业设计人员。”叶智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