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张昕竹受原信息产业部委托，对运营商的网间结算成本进行分析测算，提出了全新的基于成本进行结算的方法。张昕竹的方案甫一拿出，就遭到了各方的置疑和诟病，“他根本就不懂电信”，有人甚至这样评说，张昕竹因此被抛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而在各方的压力下，张昕竹的方案搁浅，最终未被采用。
用数字说话
张昕竹是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派，一切用数字说话是他的典型特点，在监管领域，他极力倡导成本测算的重要性。“成本测算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为它不但是事前监管（基于成本定价）的基础，也是事后利用监管手段进行监控的重要依据。”这一立场在后来的网间结算费用测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之所以有如此特点，与他的求学背景不无关系。张昕竹是工科出身，在拿到应用数学硕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1992年被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开始接触经济学理论。对张昕竹的学术生涯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是世界知名的计量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在他的熏陶下，张昕竹的计量经济学造诣进一步提升，对于规制经济学也有了更深入的研究。1998年回国后，他立志在政策和经济之间建立一架互通的桥梁，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建立的。
接受重任
张昕竹凭借独特的学术观点引起了电信业的关注。他的定量分析、独立管制等观点给我国电信业带来了清新之风，其学术成绩和研究方向为日后承担网间结算费用测算打下了基础。
2003年2月，信息产业部决定对网间结算费用进行成本测算。项目由中外双方共同负责，中方负责人就是张昕竹，对应的外方负责人是有“电信成本”设计大师之称的麻省理工经济系杰瑞·豪斯曼教授。为了体现公平原则，专家组没有考虑让电信领域的机构和个人参与。
此前，我国电信业网间结算采取基于资费的方法，此次基于成本测算反映了信息产业部监管态度的一大转变，而基于成本也与张昕竹长期以来倡导的观点非常吻合，因此，张昕竹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干劲。借鉴国外经验，考虑国内情况，张昕竹将项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完成新的经济成本模型和分析方法，第二阶段根据新模型和各个运营商提供的运营数据，确定新的互联结算费率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国内运营商不仅提供了详尽的支撑数据，而且出资高达800万元，从经济上给予支持。
然而，项目的进展却一波三折。不仅时间计划再三拖后，而且结果出台后遭遇到了各方置疑。
深陷漩涡
其实，在张昕竹带领的小组研究成本时，运营商、学术界也掀起了测算互联互通成本的风潮。客观地说，没有哪种方法完美无缺，但是因为互联互通事关重大，张昕竹的方案遭到置疑也就在所难免。
张昕竹在综合权衡之后，采取了国际通行的经济成本模式，即以长期增量成本加上一定比例的公共成本分摊。这种方法本身就遭到了学者的反对：“国际通行的计算模型是否果真符合中国国情？”此外，对于成本数据，人们也提出疑义，“一根光缆里面有光纤，光纤再分成光纤维，里面还要分多少频带，多少兆，并不像生产汽车那样简单的就能算出来成本是多少。”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种方法只考虑到了效率，没有考虑到公平。工信部电信研究院一人士抱怨，张昕竹小组在工作过程中，仅仅按照一般的计算模型进行简单的数据计算，没有考虑到中国电信行业及各个运营商的特殊性。他甚至认为“他们根本就不懂电信。”
一时间，张昕竹成为舆论的焦点，深陷争议的漩涡。
其实，上述电信研究院人士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网间结算事关重大，即使调整一分钱，给运营商带来的差别就有上百个亿。长期以来，固网运营商和移动运营商就网间结算争论不休。固网运营商认为结算标准太低，使得自己承担了太多的普遍服务义务；移动运营商则认为，结算标准建立在过去资费的基础上，随着实际资费的降低，结算费用也应同步下降。各方据理力争，网间结算成本一事被搁浅。
尽管网间结算方案本身遭遇阻力，然而项目对电信监管还是产生了客观的影响。项目小组并非只设计新的网间结算体系，还将新的普遍服务体系和资费体系列入范围。在2004年，我国启动了“普遍服务”工程，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该项目的影响。此外，张昕竹认为应该建立多样化的资费体系，这也在后来得到了印证。
现在，张昕竹虽然没有当年那么耀眼，但是仍然密切关注电信管制和竞争，依旧致力于在管制和经济之间搭建一座互通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