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曾经是许多京城老百姓的梦想之一。如今，北京的手机普及率已经达到104.4部/百人。从跑上几条胡同接个电话，到现在用手机和朋友来个视频聊天，60年的变迁中，北京市民不断享受着通信业发展所带来的乐趣。
公用电话
从匮乏到遍布大街小巷
1949年前夕，北京市内电话分支局共12处、局营公用电话共41处。新中国成立后，北京26个邮政支局全部安装了公用电话。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公用电话成为北京市民与他人沟通的重要通讯手段。
“那时，七八个胡同才有一部传呼式公用电话，接个电话经常要跑上几个胡同。”家住东城区王府井大纱帽胡同的赵大妈告诉记者，因为电话的稀罕，就是接个电话也会高兴很长时间。除了满足附近居民的需求，这部传呼式电话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位于胡同中的小工厂，因为当时的普通工人几乎不能使用厂长电话，而他们的需求只能通过传呼式公用电话来解决。
1951年5月15日，北京电信局按邮电部指示，在居民区大力发展私人代办的可以呼人找人的传呼式公用电话，而这种模式也逐步在全国进行推广。当年年底，北京市公用电话发展到了287部，其中设置传呼式公用电话159部。传呼式公用电话的开办，极大方便了未装电话的普通用户。
“1951年，北京城八区除中南海之外的159个派出所均装有传呼式公用电话，覆盖了3000多条胡同，基本只要在电话里面说出门牌和地址就能找到人。”为公用电话事业奋斗了30年的常士荣师傅回忆道，由于是计划经济时代，传呼式公用电话代办户的挑选也比较复杂。电话局首先会通过各居委会找合适的对象，然后经过派出所审查，若无问题才能确定下来。按照要求，代办户需要政治可靠、服务热情、地点合适，而且会优先考虑军烈属。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北京市公用电话市场迎来了高速发展期。1982年9月22日，西单北大街安装了北京市第一座投币公用电话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投币式公用电话按通话次数收费，每次只需要5分钱，所以很多人打起电话来没完没了。为消除这种行为，1984年6月，北京市第一批限时投币电话亭正式启用。一年之后，限时投币电话占全部投币电话的八成多。
1994年，50部新式IC卡电话在北京多家四星级宾馆饭店接通试验，北京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使用IC卡公用电话的城市。1996年，200部IC卡公用电话首次安装在东单、西单的大街上，一年之后开始在北京大街上批量安装。目前，北京市各类公用电话已达40余万部，遍布大街小巷、机场和车站等公共场所。
从万元“大哥大”到千元3G手机
与公用电话相比，移动通信的启动晚了几十年时间。尽管如此，随着网络的不断升级完善及资费的不断下调，移动通信的发展势头已全面盖过了“老大哥”公用电话。
1988年3月，北京模拟网进行首期放号，初期的放号主要是针对企事业单位，个人的发放十分有限，主要是一些名人或是老板。用户当时需要购买的移动电话厚实笨重，状如黑色砖头，而且重量都在一斤以上，因此被形象地形容为“大哥大”。
“那绝对是身份的象征，我当时可是被叫做‘高级倒爷’！”回忆起20年前手拿“大哥大”招摇过市的情景，在生意场上打拼多年的杨晓光还是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之情。他告诉记者，当时大家都认为，所谓的有钱人就是“开着桑塔纳，打着大哥大”。
据杨晓光介绍，当时“大哥大”电话光机器费就得2.1万元，用户还得交纳6000元的入网费并预存1000元话费，算下来一共2.8万元，当时一般人的月收入只有几百元，买一部“大哥大”绝对称得上是“天价”。从性能上看，“大哥大”除了打电话没别的功能，而且通话质量不够清晰稳定，常常要喊。它的一块大电池充电后，只能维持30分钟通话。尽管如此，“大哥大”当时还是一机难求，并不是用户交了钱就立马能拿到机器，因为“大哥大”需要购买指标，必须要有单位的证明才能买，所以用户交了钱还得等，就算等上半年“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这样的情况直到1996年才有所改变，第二代的GSM、CDMA手机开始逐步“落入寻常百姓家”，手机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已经不再是件奢侈品，而且消费者在购买手机的时候可以选择的种类也越来越多。
从2008年开始，一个被称为“3G”的新名词开始走进京城百姓的生活。通过3G这个新鲜玩意儿，用户可以体验到视频通话等多个特色业务，而且使用手机上网的速度也有了明显提升。2008年4月1日，中国电信北京公司同时启动了3G试商用测试和社会化业务测试，9个月后，工信部正式发放了3G牌照，三大电信运营商的3G业务相继在北京地区上市。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尽快扩充3G用户数，3G手机相关产品的价格已经降低到千元左右。
电信资费
从高额收费到价格坚冰打破
“在传呼式公用电话最初发展的时候，市民打一次电话只要4分钱，传一次电话的费用为白天3分钱、晚上5分钱。”常士荣师傅告诉记者，这样的收费标准，当时与一个烧饼的价钱相差无几。
让人遗憾的是，传呼式公用电话合理的收费标准并未延续到后来的手机上，而双向收费的模式更是让一些用户在使用手机时显得很谨慎。
已经从大学毕业4年的小陈告诉记者，他是在2002年世界杯前买的第一部手机，当时选择的是神州行号段，无论是拨打还是接听电话都得花钱，所以小陈基本上不拨打电话，如果有电话打进来就先挂掉，然后使用201卡拿公用电话打回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他和球友之间的交流基本靠短信来进行。
当年的小陈，只是众多因为高额收费而不敢使用手机业务的用户之一。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北京地区手机资费偏高，是部分省市的2-3倍，价格不合理的问题经常引来消费者的猛烈抨击，而电信行业也是十大霸王现象突出行业评选的“座上常客”。
直到2007年，北京地区的手机双向收费才开始有所松动。2月8日，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全球通“畅听99套餐”正式问世，一举成为京城手机单向收费改革的先驱。此后，该公司相继推出了面向神州行和动感地带的单向收费套餐，实现了旗下所有品牌的单向收费。另一家移动运营商北京联通，也针对旗下子品牌迅速推出多个系列的单向收费套餐。
“现在即使是拨打视频电话，也基本没有什么顾虑。”已经就职于某研究所的小陈告诉记者，目前，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已经实现了携号转品牌，自己将原来的神州行号码转成了全球通，并申请成为了3G用户。经过这一番折腾，在通话时间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他每月的手机费不超过100元，而且还能免费使用手机报和飞信业务，这与大学期间的捉襟见肘相比形成了巨大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