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后，便是一些更为大胆的尝试：除了空调，是否可以用其它方式给设备降温？
答案或许出人意料，地下水甚至土壤都可以被利用。“绿色行动计划”小组经理秦光泽告诉《环球企业家》，从地下11米抽出来的水基本上保持15度恒温，而工业空调制冷用水温为12度，两者的效率相差无几。如果为地下水建设一套水循环系统——在修建基站的地基时打好一口井，将其引入机房内的柜机管道，由柜机中的风扇鼓起凉风实现降温——便获得了无污染的自然冷却。同理，将普通的水或空气注入一个封闭管道，并将管道铺入土壤中，利用土壤实现降温，也能达到效果。这种自然冷源可较空调节能80%。
甚至，更微小的细节也成为了变得富有挖掘空间。蓄电池适宜在25至28度的环境下运转，而通信设备可以应付30度以上的温度。如果采取基站统一降温的方式，基站整体的温度必须至少保持在28度，这样对于蓄电池以外的设备来说，是一种多余制冷。毕竟，温度每提高1度，就可节约用电2%。
由此，中国移动提出“分区控温”的办法，试图在对蓄电池防护好的前提下将基站工作温度提高到35度。方法实则并不复杂：将蓄电池与其它设备分离出去。由于地表以下1.5米左右就是恒温，工作人员只要在基站下边挖个地窖，以水泥作为涂层，将蓄电池埋到1米到1.5米的位置，就可以保证蓄电池在一个冬暖夏凉的环境中工作。
自下而上
以上这些方法论，均不复杂，颇有中国民间智慧的意味，但无可否认，它们适合当下的中国公司展开实践。
或许难以想象，以上工作是由一个2008年才成立，只有7名成员的专职小组主导完成的。在拥有20万名员工的中国移动，它看似微不足道，却承担着到2010年时较2005年能耗水平节约80亿度电的使命。
在短短三年内，如何将节电数量从0跃升至80亿？答案有二，其一是建立一套自下而上的创新体制，其二是，由公司实权人物、副总裁李跃直接领导此一项目，明确执行力度。
目前，中移动自下而上的反应体系有两种运转方式。一种是制度性的信息反馈。地方公司每年年初和年中都需要向集团总部报实施方案。每个月也需要向集团进行月报，即便是在这一个月中没有进行新的试验，也要在月报中说明。
另一种则更为灵活：试验成功的方案，地方公司可随时向总部汇报。2008年初，李跃到江苏出差，当地的绿色行动计划小组将已经试用成功的利用地下水为基站降温的方法展示给李。节电80%的结果太有说服力，令李跃当场拍板，要将这个技术标准化，推广到其它分公司。
显然，李跃的介入让很多事情的推进速度得以保证。而且，在业界富有权威的他也可以以其影响力，推动更多行业变化。2007年10月份，在与华为总裁任正非的定期见面时，李主动提出，供应商是否可以在运输材料中节约能源，做一个绿色包装？两人一拍即合。一个月后，当李跃与华为副总裁徐直军见面时，他们再次谈起绿色包装的事情，此时华为已经开始着手相关设计。
这是一个令王建宙异常兴奋的改进。他还记得20年前，中移动采购设备的木箱会被廉价卖给员工去打家具，但这些年物资不复当年紧张，大量的木箱就此被废弃，让王颇感可惜。而绿色包装箱由一个金属架为主，起到固定设备作用，这样的包装可以减轻包装重量22%，减少拆包时间65%，并可以被反反复复使用。
当然，对于中国移动如此规模的一家公司，不难遇到“淮南为菊、淮北为枳”的区域性差异，如果没有一个足够权威的角色倾力推动，很容易事倍功半。
比如，最早推出的节能方案中，有一个利用自然通风原理来为机房降温的方案。这并不难理解，但在各地引来种种无法实施的反馈：南方有些城市即使在冬天，也不足够凉，这种方式对于他们来说作用不大。而对于西北的一些地方，那里风沙大，如果利用自然通风，对于机房的卫生以及保养弊大于利。
就此舍弃该方案？恰恰相反，绿色行动小组的应对是将问题进一步细化。他们找来气象统计资料年鉴，从中分解出不同地区的气候规律，精确到每个月的气温、湿度、风沙条件等，再依次分地区分季节地制定指标：在春秋两季较为凉爽的东北部，适当地加长使用周期，在南方气温较高的地方，则减短使用周期，而针对那些风沙大的地区，加装风沙过滤网。
据中移动计算，它在2008年用电量，相比于2005年的水准已经节约了36亿度。
不过，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是：中移动如此行动，在经济收益上是否划得来？
目前看来，答案非常正面。据称，2009年中国移动在绿色相关事务的投入可达8亿元人民币，而粗略统计，在2008年它因节能减排实现的节约，约为20亿。
这又不难引申出一个新问题：中移动是否有可能把这些绿色的技术变成一家独立公司，乃至市场化运作？
对此，王建宙给出了一个干脆的回答：“这就成了什么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是我们倡导的问题。就像现在手机产业最大的问题是电池续航时间，大家迫切需要一种环保又用时长的电池。有人说中国移动有4亿多的用户，应该做这件事情。但这件事不是运营商的事情，是材料学，是化学，我们不可能什么都自己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