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经济学家deSoto发现，非正式经济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除了工业化不能全面吸收第一产业过剩的劳动力外，与政府的高行业进入壁垒、高牌照费用以及腐败紧密相关。相反的一个例子是香港贸易发展局，这是香港专门为帮助中小企业推广对外贸易而设立的机构，自1966年成立以来，每年开展30多项国际贸易展览会，去年更推出一系列支援措施，涉款1.2亿港元，以协助面对金融海啸的香港中小企业寻找贸易伙伴。这对内地有什么启示呢？那就是向香港学习，立即去除手机牌照制度，给予企业自由进入市场的机会。企业一旦合法了，自然不会不愿留公司地址和电话，而合法经营的企业自然就会茁壮成长。企业不留公司地址是为了逃税，那为什么不降低税收？企业不愿参加检验，为什么不给予山寨手机免费检验？维护市场秩序本来就是政府职能，收了税，为什么不能免费检测？为什么不能像彩电那样给予骨干企业免检措施？可以向日本支付上亿元的资金引进过时的流水线，同时还给税收优惠，为什么不能优惠和扶持一下本土山寨？由此可见，这些过时的产业政策正成为阻碍创新的壁垒。
各国历史也证明，政府主导投资的高科技项目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即使精明如新加坡政府，投资的特许半导体现在也是四面楚歌。为此，政府投资资本密集的高科技，还不如建立类似香港贸发局这样的机构为民纾困。
预测三：想招安山寨，不要用老套的管制思想，换位谷歌，用谷歌的思维制定政策。
金字塔底层的竞争力
山寨的第四特征是其在国际价值产业链上的竞争力。中国山寨手机的兴起，其实是国际价值产业链分工的必然结果。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指出，全球价值产业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生产及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全球价值产业链改变了原来的国际分工体系利润分配模式。企业可以切入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出售、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而山寨正是利用了全球价值产业链制造环节向中国转移的机会，开始前端渗透研发，后端涉及营销，如果说目前在消费、售后服务上还很不完善，那正是因为政策对服务业限制进入的必然结果。
以交易费用、企业网络和企业学习能力三种学说为理论基础，杜克大学Gereffi为首的三位社会学教授根据市场交易的复杂程度，以交易能力和供应能力为标准，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成五种，即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俘获型和层级制。如图所示，这五种治理模式中左侧代表山寨化，右侧代表庙堂化，或者用雷蒙德的话说就是“大教堂化”。手机业目前就是典型的模块型，以联发科为代表的“交钥匙式供应商”改变了产业链结构，使中国厂商可以切入全球价值链分工。
西方学者在解释这五种类型的驱动力时，归结为两大类型。一是生产者驱动，一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价值链(如汽车、飞机制造等)多属于此类，往往是俘获型和层级制。在这类全球价值链中，大型跨国企业，如波音、通用汽车、英特尔等发挥着主导作用；二是采购者驱动：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通过全球采购和OEM等生产方式组织起跨国商品流通网络，能够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那些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鞋类、农产品等大多属于这种价值链，沃尔玛、耐克等大采购者驱动着市场型和模块型。
山寨的位置在哪里呢？这正是这一发达国家理论为中国设置的陷阱：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只能在全球价值链的这些大型集成商与采购商的夹缝中才能生存，经常处于产业链分工中的最低端，套用鲁迅在《拿来主义》的话，“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山寨的兴起改变了中国厂商在产业链最低端的命运，印度裔学者普拉哈拉德在其著名的“金字塔底层的财富”理论中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一样可以培养本土企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这些企业一样可以利用国际价值产业链分工，快速开发产品满足发展中国家低端消费者的广阔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建立的国际产业链反倒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工具，而不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束缚中国企业的锁链。例如比亚迪就从为跨国公司供应手机电池开始切入产业链，利用低价的F3、F1在中国的广饶市场为其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创新打下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山寨手机、山寨上网本等本土企业是在更有远见地利用国际产业链配置资源，运用轻资产模式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抢占价值链中利润丰厚的部分，而不是用八亿件衬衫去换一架波音飞机。
预测四：中国未来的波音、通用汽车、英特尔孕育在山寨的摇篮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