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凌晨3时左右，凯明董事会发言人公布完“由于未能寻求到支持公司运营的额外资金，在经过仔细的评估后，凯明董事会全体一致通过终止凯明运营的决议”后，撇下在现场等待了12个小时的十多位媒体记者，匆匆离去，拒绝回答进一步的提问。
据说，在4月30日会议中情绪一度失控的凯明维权小组成员在此次会议中表现相当平静，记者们感觉到此次会议显得相当的“和谐”——0点左右，会议室还三次响起了掌声。维权代表们表示，“今天会议的形势比较好，我们基本能够看清楚大的走势”。
大的走势是什么呢？大的走势就是凯明终止运营，员工得到满意的赔偿。
至此，凯明事件该告一个段落了。笔者觉得感慨的是整个事件中媒体与企业的关系。
4月30日下午，凯明工会代表向各家媒体传真了邀请函，通知媒体记者参加凯明在西北四环理想国际大厦举行的会议。据笔者了解，4月30日的会议有《通信世界》记者一名、通信世界网记者一名、通信产业报记者一名、飞象网记者三名到场，其中通信产业报记者中途离开。会议从下午3时开始，到午夜0时左右结束。期间，凯明工会代表与媒体记者就凯明事件做了沟通；最后，董事会宣布会议未能形成实际进展。
笔者非常想透露一下第一次会议过程两个有趣的细节。第一、董事会开始前，凯明工会代表将记者们的录音笔带进了会议现场，会议结束后，工会代表将录音笔拿出，在删掉所有录音之后，才把录音笔还给各位记者。第二、这次会议举行到最后阶段，凯明一工会代表情绪失控，另有一名代表从会议室出来，提醒留守在现场的记者“进去拍一下”，记者们拿着照像机走进会议室，发现那名代表全身正面着地，爬在地上，歇斯底里地说着什么。
为什么要删掉录音呢？工会代表的解释是，会议内容涉及商业机密，不能外泄。笔者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商业机密，为什么还要装腔作势把录音笔拿进去呢？
5月5日下午3时开始的会议选在更加遥远的西北六环的一个酒店举行，这次会议去了前面所提到的几家媒体、几家门户网站以及几家行业网站的10多名记者，会议进行至晚间茶歇时候，记者们意识到，这次会议大约又会持续到凌晨，至凌晨2点、会议室里早已“三次掌声”之后，记者们还没有得到董事会官方的任何声明，待董事会发言人“拒绝回答进一步的提问”、会议结束之后，记者们在荒凉的西北六环连黑车都打不到。
笔者不禁要问，既然一切问题都不需要解释，邀请那么多媒体记者在那里等待那么长时间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想，凯明工会代表无非是想借助舆论的力量来伸张自身的权益，他们想到媒体、信任媒体，这是好事情，但他们做势、做局，利用媒体记者，实在令人痛心。工会代表为什么要把录音笔带进会议现场？无非是想向他们的大股东们示威嘛！无非是告诉列位董事，看吧，这么多记者“听”着呢，你们不能不考虑我们的利益。现在，你们的问题解决了，媒体的知情权何在？
有人可能要说，作为媒体记者，没有办法保护应该得到的新闻事实，那是自己无能。笔者也看到过很多努力保护新闻照片或者采访录音的精彩案例，但遇到上述情况，记者又能怎样呢？笔者以为，媒体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存在博弈的共生与合作关系，媒体想得到精彩的新闻事实或者商业故事，企业想维护自己的利益、提升自身的形象，只有在新闻规律和企业宣传规律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双方才能达到合作的最佳境界。许多媒体记者对一些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企业感到头疼，笔者则对一些粗暴对待媒体知情权的行经深恶痛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