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中国电信业也一直在寻求逐渐开放。“回顾中国电信业改革开放30年来走过的路，是一套由行政性的垄断逐渐地转了几个弯，转到一个有效竞争的道路上来。”10月下旬，工信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杨培芳在参加飞象网的讨论时表示。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过去10多年来，从邮、电分营，政企分离，向社会开放部分电信业务，成立吉通、联通、铁通、小灵通，到拆分电信，通信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也越趋灵活，但国家意志至今仍然主导着通信行业变革。今年5月以来的运营商“6合3”重组，背后仍然是国家的行政之手在推动，甚至电信购买联通CDMA网络时，其中500亿元也由中移动最终买单。
“这样的情况是，政府决定了方向，然后要求运营商执行，设备、终端厂商、SP/CP等整个产业链再跟随运营商的步调前进。”云鹤说，“提供通话发短信这样的普遍服务时没有问题，但要推动工业化时，有那么多的行业，政府如何能一一判断，该以怎样的方式和内容对不同的行业提供服务？”
“这需要一个完全倒置的，与过去100多年来完全不同的行业生态。”云鹤认为，“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前提下，通信行业首先需要的是倾听其他行业需要什么，产业链和运营商再考虑怎样提供，政府再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这与国金证券分析师陈运红的观点不谋而合。“以前都是以运营商为主导、为核心的价值链，现在我们认为，转型以后传统行业充分竞争，新的行业一定要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提供服务。”陈运红认为，从长远来看，用户的需求一定要从被动需求变成主动需求，而运营商、设备商、互联网等环节都是为其提供平台，用户创造了新的业务，也从价值贡献者转向价值创造者“这可能是看不到的事情，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
政府需要做什么
在业内人士看来，通信行业的使命变革与技术更新息息相关：通信业在改革开放时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程控交换技术、光纤、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兴起，中国得以跨越式发展；而在新形势下，运营商的全业务转型和3G技术应用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但与此相比，在不同环境下，政府、运营商乃至整个产业链的定位将更加重要。
奥纬咨询香港分公司合伙人刘智元认为，在未来的生态中，电信运营商的决策将更类似于管道或提供内容集成的软件公司，“制胜制高点在于怎么样向客户提供业务。”
而云鹤则认为，目前各运营商都把眼光集中在移动通信领域，集中在3G的竞争，这很容易陷入恶性竞争，而倾听客户需求并提供针对服务将更具价值。“运营商可以考虑，将自身的设备、研发、维护等等部门都外包出去，自身只需要保留面向客户的机构做好服务，了解客户的需求，再让设备厂商和内容提供商满足这一需求。”
“通信行业未来机遇已经不只在行业内部。”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丁杰说，“在信息化推动工业化后，通信业可以与金融等行业结合，通讯功能将融入工业流程，再反向推动各种通信应用业务，市场的空间由此变大。”
“比如当前的金融风暴环境，正是信息化发挥作用的时候，通过现代化的通信手段，远程办公、节能减排等举措都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作用。”丁杰说。
“整个产业生态倒过来以后，政府的定位最为重要。”云鹤说，“政府应该想清楚，我应该怎样提供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了解清楚通信怎样为大企业、中小企业、家庭和个人服务，并想清楚因为这些服务，政府该为运营商和产业链提供哪些政策支持。”
在发改委体改所产业研究室主任史炜看来，目前国家在通信产业的规划和运营体制上还存在大量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技术研发的整体规划还需要市场去推进，国家的研发机构却更像研究所，不懂得市场，国家的研发经费很多没有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去，现在国有企业也仍然是行政命令考核的指标体系。”他说，以高通和华为相比，两者的发展都没有国家直接干预，但高通的发展代表美国的利益，华为却没有体现出国家利益，其原因就在于，政府对整个产业的引导和干涉没有到位。
“简单来说的原则是，创新的过程当中，哪些事是市场能做好的，政府就放手，市场做不好的政府就补上，比如国家创新的基本制度，这些宏观的战略就需要国家引导。”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学家张春霖说。
这意味着，政府的定位也将随着全新的行业生态全面转变，成为行业自下而上发展驱动力的服务者。
“这个转变将有助于中国走向电信大国、强国。”在云鹤看来，电信大国和强国的标志不仅看用户规模和客户满意度，更要看通信业对国家生产力的释放程度。“以前，大家看通信行业，更多是看网络覆盖多大，用户有多少，设备厂商的全球排名是多少，看得更多的是怎样发展自主通信技术，改变通信设备制造业缺乏核心标准，只能尾随跨国通信巨头前进，以劳动力密集低成本艰难竞争的格局，但现在，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前提下，这些都只是中国电信强国之路的基础。”
“标准已经改变。”云鹤说，在国家发展的角度，我们未来需要看的更多应该是，整个通信业在拉动工业、拉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实现了多大的作用。
这是中国国家通信产业升级道路上，新的历史使命。
